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派伯颜率军南征南宋，并告诫他：“我大元是仁义之师，所以你这次南征，不可滥杀。你若能做到，那就是我的曹彬。”伯颜回答：“请陛下放心，我定会以仁义平定江南，不滥杀无辜。”
如果只盯着1276年的临安，很容易觉得南宋是在元军兵临城下后突然垮掉的。其实把时间往前推两年就会发现，真正决定局面的地方，并不在临安城门，而在长江上游。襄樊防线失守后，南宋经营多年的长江门户已经被打开，伯颜从襄阳沿汉水进入长江，面对的是一条可以直通江南腹地的水上通道。
这时候，元军最需要解决的已经不仅是“能不能打赢”，而是“打下来以后怎么办”。江南人口密集，城镇众多，又是南宋重要的财赋来源。如果沿途每到一城都要强攻，既会消耗兵力，也会把原本可以接收的城市、粮仓和社会秩序一并毁掉。所以，约束军纪和招降州县，本身就是军事战略的一部分。
这也是曹彬的故事会被反复提起的原因。北宋灭南唐时，曹彬留下的历史形象，并不只是善待百姓，更重要的是懂得克制军队。对古代大军来说，真正难管的往往是破城之后。士卒经历长期作战，一旦允许抢掠，短时间看似获得了战利品，长期却可能把当地百姓逼成新的抵抗力量。
伯颜南下后，战场形势很快发生变化。1275年二月，贾似道组织的宋军在丁家洲遭遇失败，此后长江下游防御进一步瓦解。湖州档案史料记载，当年十月，伯颜部将攻占湖州；江浙许多地区由此直接暴露在元军推进方向上。
可就在元军一路推进的时候，常州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节点。当地官方史志记载，常州一度失守，随后宋军重新夺回。姚訔、陈炤等人负责守城，伯颜再次进攻时，常州已经成了一座缺少外援的孤城。
更关键的是，南宋并非没有组织援军。常州地方史料记载，文天祥曾派兵增援，援军在虞桥一带与元军交战；常州史志还记载麻士龙等人在这一战中阵亡。援军失败后，守城军民能够依靠的力量越来越少。
因此，常州之战不能简单写成一句“久攻不下”。它实际上处在元军通向临安的重要方向上，背后又牵涉南宋残余力量能否重新组织防线。当地史志记载，姚訔等人在粮援断绝的情况下继续固守，城破以后仍进行巷战，多名守将战死。
我认为，理解伯颜南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把“仁义治军”理解成战争从此没有杀戮，而应看到它是一种尽量控制战争破坏范围的统军原则；常州的惨烈恰恰说明，一旦招降和威慑失效，古代战争残酷的一面仍会迅速显现。
再看1276年的临安，逻辑就清楚多了。经过丁家洲失利和江南多地相继失守，南宋中央能够调动的军事资源已经十分有限。杭州政协相关史料记载，当时朝廷多次派人同伯颜交涉，甚至提出称臣、岁贡等条件，说明临安面临的已经不仅是军事压力，还有整个政权组织能力的快速衰退。
伯颜此时没有把临安变成第二个常州，也有现实考虑。完整接收南宋都城，意味着府库、户籍、官僚体系以及庞大的城市人口可以继续维持运转。对于一个准备长期治理江南的政权来说，这些东西比攻破一座残城更有价值。
所以，从襄阳到丁家洲，从常州再到临安，真正贯穿其中的并非单纯的攻城故事，而是战争目标不断变化的过程。前期要摧毁军事防线，中期要瓦解地方抵抗，最后则要接管人口、财富和社会秩序。
曹彬因此成为一个特殊的参照。历史真正留下的启示也很朴素：强大的军队可以打开城门，却不能靠破坏本身建立长久秩序。伯颜南征能够较快推进，与严格军纪、政治招降和军事打击同时运用有很大关系；而常州留下的沉重记忆，也提醒后人，任何改朝换代背后，都不能忽略普通百姓和守城军民实际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