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国民党“西北王”胡宗南的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被捕。军统特务指控他通共，胡宗南却半信半疑：“他在我身边十多年，怎么可能？”
 
 
戴中溶是上海嘉定人，1909年生，1934年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毕业。
 
 
那年有个叫魏大名的先生帮胡宗南招揽无线电人才，看中了戴中溶。
 
 
抱着“通讯救国”的想法，戴中溶去了甘肃天水第一师师部。
 
 
接待他的是机要秘书王微，没要简历也没查背景，直接把他安排进师部最后一进院子，隔壁就是译电室。
 
 
胡宗南用人有自己的一套，后来王微去北平特意找戴中溶的弟弟妹妹了解情况，回来报告说这人思想单纯、不爱谈政治。胡宗南这才放了心。
 
 
戴中溶给自己立了三条规矩：不入党、不参加纪念周、不穿军装，明摆着说自己只管技术。胡宗南一口答应。
 
 
他确实有本事，去了之后把胡部的无线电网从团部一直铺到军部，情报传递效率翻了不知多少倍。
 
 
胡宗南舍得投钱，钱都让戴中溶做主。
 
 
戴中溶月薪130块，当时普通官兵也就十几块。
 
 
靠着这套通讯网，胡宗南指挥起来得心应手，在西北站稳脚跟，“西北王”的名号跟这套电台系统脱不了干系。
 
 
1936年“西安事变”后戴中溶回了上海，第二年淞沪抗战，胡宗南部队失利，又专门跑来请他回去。
 
 
这回直接让他当了机要处副主任，管着无线电室。
 
 
译电室是机要重地，按规矩只有胡宗南和参谋长能进，但戴中溶随时可以出入，连译好的电文都拿过来看。
 
 
胡宗南部队的作战计划和调动电文，他全看得见。
 
 
胡宗南有时候还跟他聊些私下的想法。
 
 
看得多了，戴中溶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共产党在坚决抗日，这边却在打红军，部队里走私腐败也不少。
 
 
1938年底，已经是中共陕西省委干部的妹妹黄葳来见他，兄妹俩聊了好几天，戴中溶说想离开去延安。
 
 
黄葳报到中央，回复很明确：暂时不入党，一定留在现在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太重要了。
 
 
1939年，黄葳安排罗青长跟戴中溶接头。
 
 
从那时到1941年，罗青长一直代表组织跟他联系。
 
 
戴中溶搞情报有天然优势，东西就在眼前，用不着偷也不用抢。
 
 
他后来回忆，自己做过的最重要的情报，就是提供了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的军事动向。
 
 
中央为此专门发过嘉奖电报。
 
 
1947年9月，北平地下电台被军统侦测到信号，台长李政宣叛变，供出了西安地下小组和总负责人王石坚。
 
 
王石坚被捕后，情报网接连被破坏，大量潜伏在国民党要害部门的人被抓。
 
 
西安这边，跟戴中溶联系的书店老板和联络人王金平相继被抓。
 
 
胡宗南派专机把在延安的戴中溶接回西安，戴中溶知道不妙，但觉得自己没留证据，决定不动。
 
 
军统特务很快找上门来。
 
 
胡宗南开始死活拖着不交人，后来蒋介石发了火，他才放手。
 
 
军统审戴中溶，他一口咬定只是有个妹妹在延安，跟妹妹有书信往来。
 
 
胡宗南也帮着说：“他这人我知道，不问政治，就看中亲情。”军统搜了他住处，什么也没搜到。
 
 
1947年11月南京军事法庭开庭，戴中溶穿着少将军服，承认和妹妹有来往。
 
 
辩护律师却掏出纸条念：“戴中溶不认识共产党人，应无罪释放。”审判官连休庭都没休，直接判了“通匪罪”10年。
 
 
没确凿证据，地位又特殊，判轻了不行重了也不行，10年算是面子上过得去。
 
 
戴中溶先关南京，后押杭州笕桥监狱。
 
 
1949年初国民党开始秘密处决政治犯，他眼看着狱友一个个减少，监狱里最后只剩十几个人。
 
 
1949年5月3日清晨，他醒来发现牢门大开，看守全不见了。
 
 
推开大门走出去，迎面碰上解放军巡逻队——杭州解放了。
 
 
出狱后他马上到北京找到罗青长办归队手续，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电信总局第一电机修配厂副厂长。
 
 
开国大典前夕，他接到一项秘密任务：研制电控升旗装置。
 
 
要让五星红旗准确升到22.5米高，速度还得合上国歌时长。
 
 
戴中溶带着专家没日没夜干了不到20天，做出了中国第一套电控自动升旗装置。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毛主席按下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没人知道，半年前设计它的人还在国民党监狱里等死。
 
 
新中国成立后，戴中溶在解放军通信兵部工作，抗美援朝期间为前线提供电讯设备。
 
 
50年代参与编订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十二年规划，60年代主持研发了国产第一台计算机“103机”，又主持建设了我国第一个长波授时台，还领导创建了半导体事业，被称为中国芯片产业的先驱。
 
 
2007年，戴中溶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