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厦门，一名医生深夜乘坐飞机时突然心率直降，他要求空乘全机广播寻找救心丸，但空乘却以这样会影响其他乘客休息为由拒绝。

不过空乘还是挨个询问其他乘客，最终找到了救心丸，但那瓶救心丸上的是日文，医生不敢吃。最终在空乘提供暖水瓶和温糖水的情况下，医生才有所好转。

然而事后医生的儿子就把该机组给投诉了，认为空乘没有全机广播，害得他父亲差点没命，必须给个说法。

这件事发生在 2026 年 2 月 15 日深夜，陈先生的父亲从医多年，当天父子俩从厦门出发搭乘厦航 MF803 夜班航班飞往澳大利亚墨尔本，一路上父子俩聊着过年的安排，气氛轻松。

飞机爬升到万米高空后没多久，陈父感觉手脚开始发凉，后背冒汗，心跳明显慢下来，脑子也有些发沉。凭着多年行医的判断，陈父心里清楚，这很可能是心脏供血出了状况，赶紧让儿子去叫空乘。

空乘赶过来后，陈父直接要求全机广播寻找心宝丸。空乘却一脸为难，说这是深夜航班，广播一开，全机旅客都要被吵醒，不太合适。

陈先生一听无法接受，父亲脸色这么差，其他人睡觉的事哪能跟人命比？双方拉扯了一阵，机组最终没有广播，改成让空乘在机舱里逐排问询。

一路问到第 62 排，才找来一瓶救心丸，但瓶身写的全是日文，陈父看了半天，认不出成分，不敢吃，最后只能靠温糖水和热水瓶保暖，一点点熬到症状减轻。

这类机上旅客突发伤病的情况在国内民航并不是头一回。南方航空内部统计，2015 年一整年里，因旅客突发重病被迫返航或备降的班次多达 99 次，平均每 4 天就有一回；

2016 年上半年，南航记录在册的机上旅客伤病事件已达 179 起，几乎每天都有。数字摆在那，说明空中突发医疗事件的频率远比普通旅客想象中要高。

也正是面对这种高频应急压力，南航在 2016 年 6 月公开宣布，计划在当年第三季度推出机上医疗志愿者计划，提前招募持证执业医务人员注册登记。

一旦航班上有旅客突发伤病，乘务员可以通过系统直接定位当班志愿医生的座位，点对点请医生协助处置，不需要全机广播，也不会惊扰其他旅客。

南航还承诺，志愿者施救期间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南航一并承担。这套机制，把找医生和吵醒全机这两件事彻底分开了。

反观陈父所在的航班，机组在面对要不要广播这个问题时犹豫良久，显然没有类似的前置志愿医护预案可以依靠。

至于空中突发医疗事件的处置差距，有一个案例对比得很直观，2023 年 1 月 26 日，东方航空 MU5177 航班从宁波飞北京大兴，一名因长期加班而身体透支的旅客在飞机下降前突感不适、意识模糊。

乘务组没有犹豫，当场启动机上紧急医疗救助程序，乘务长同步上报机长并广播寻医，机组取出氧气瓶为旅客供氧，启用应急医疗箱测量血压，乘务员还为旅客按摩手脚缓解麻痹感。

从发现异常到旅客状况稳定，前后只用了 13 分钟，飞机正常落地后旅客一切无碍，乘务组的处置方式赢得了大量旅客的称赞。广播在这次危重事件里不是一个需要反复权衡的选项，而是程序启动后理所应当的一步。

当然，机组的救助义务到底到哪里为止，法律层面早有权威判例可循。2017 年 12 月 17 日，旅客符某乘坐海南航空由哈尔滨飞厦门途中晕厥，乘务员广播找来医生、护士施救，符某服药后一度恢复意识。

经停南昌时，乘务长多次询问符某是否下机就医，均被符某以 “已经好转” 为由拒绝。然而航班继续飞行途中，符某再次晕倒，飞机紧急返航，送医后抢救无效，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写明猝死。

家属以救助不力为由起诉，但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2018 年 11 月 21 日二审时驳回了全部诉讼请求，认定航空公司已尽到合理的附随救助义务，具备完全自主判断能力的旅客本人选择继续乘机，对应的风险由旅客自行承担。

对照这一判决的逻辑，陈父一案里机组主动逐排寻药、提供糖水、保暖设施，完整履行基础救助；而陈父本人因看不懂日文药瓶主动放弃服药，该决定出自陈父本人，责任归属并非一边倒。

陈先生目前已向民用航空局正式提交投诉，要求彻查涉事航空公司及机组。航空公司则坚称当时陈父意识清醒、无休克危重表现。

未达到民航规范里启动紧急医学事件处理流程的标准，机组处置并无不当。两方各执一词，民航局后续调查结论尚未对外公布。

信源：红星新闻 《航班夜航医生心率过低求广播寻药遭拒，家属投诉厦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