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师傅在城隍庙门口画了十八年的画像。他的摊子不大，一张折叠桌、两把椅子、一个画架，桌上摆着铅笔、炭条、橡皮和几本翻烂了的素描教材。他给人画的是速写肖像，十五分钟一张，十五块钱，画得又快又像。来往的游客经过他的摊子，好奇地停下来看一眼，然后继续往前走。坐下来让他画的人不多，一天能画上三四个就算生意好了。
十八年前曾师傅从美术学校毕业，分配到一家印刷厂做设计。他没干两年就辞职了，说自己不喜欢坐办公室，喜欢在外面画人。家里人说他疯了，好好的铁饭碗不要，跑到街边去给人画像，丢不丢人。他也不争辩，扛着画架就出来了，从公园画到广场，从广场画到城隍庙，一画就是十八年。他的头发从黑画到白，手上的铅笔灰从指缝画进掌纹里，洗都洗不掉。他没有成名，没有发财，没有办过画展，但他把几千张面孔留在了纸上，那些面孔里有小孩、老人、情侣、游客、乞丐，每张都不一样。
去年冬天特别冷，来城隍庙的游客少了，曾师傅的摊子前常常半天没有一个人。他坐在折叠椅上，裹着厚棉袄，手冻得有些僵，就搓一搓再握铅笔。有一天下午来了一个老太太，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棉袄，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金丝边老花镜，在曾师傅的摊子前面站了很久。她看着桌上那些画像，又看了看曾师傅本人，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照片，放在桌上，推到他面前。
“师傅，你能照着这个帮我画一张吗？大一点的，我挂在墙上。”老太太说。
曾师傅拿起照片，是一个中年男人的照片，国字脸，浓眉大眼，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看着像是几十年前拍的，边角已经磨损了，上面还有一道折痕。他把照片翻过来看了一眼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一九九五年，老张，四十岁。
“画多大的？”曾师傅问。
“这么大就行。”老太太比了一个A4纸大小，“我老伴走了三年了，家里的照片都是以前的老照片，有的模糊了，有的褪色了，我想给他画一张清楚的，挂在客厅里。”
曾师傅把照片用图钉固定在画板上，拿起铅笔，开始画。他画得很慢，比平时慢了很多，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画像，这是一个老太太放在心里三年的人，他要把每一个细节都画出来，不能让那个人的样子走样。他先画轮廓，国字脸，宽额头，浓眉；然后画眼睛，照片上有些模糊了，但曾师傅还是能看出来那是一双很温和的眼睛，眼角微微垂着，像是带着笑又像是带着一点点忧愁。他画了将近一个小时才画完，画完之后自己端详了一下，确认那些该有的神采都在上面了，才把画从画板上取下来，递给老太太。
老太太接过画，看了很久，久到曾师傅以为她不会说话了。她把画贴在胸口，低下头，肩头微微动了一下，然后抬起头来的时候眼眶是红的，但嘴角是往上翘的。她从钱包里拿出五十块钱放在桌上，说不用找了。曾师傅说找，十五块钱就是十五块钱，多一分都不收。他把三十五块钱找回去，老太太推了几次推不过，只好收下了，把画卷好，小心地放进布袋里，临走的时候说了一句：“师傅，你画得真好，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曾师傅点点头，目送老太太走远。那天他收摊比平时早了一些，回到家把那张照片的草稿夹进一本旧书里，压在枕头底下。后来连续好几天，他每天晚上都会把那幅草稿拿出来看几眼，看着看着就想起老太太把画贴在胸口时的表情。他心里像是被什么柔软的东西填满了，他说不上来那是什么，但他知道自己这十八年的街边画画没有白画。
从那以后，来曾师傅摊子上画像的人忽然多了一些。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人，拿着老照片过来，请他照着画一张放大的肖像。有的是给父母画的，有的是给老伴画的，有的是给兄弟姐妹画的，有的照片已经发黄了，有的缺了一角，有的上面还留着水渍。曾师傅来者不拒，每张都画得极其认真，从不因为价格便宜就随便画几笔交差。他给一个人画完像，那个人就会告诉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又告诉下一个人，慢慢地，方圆几条街的人都知道城隍庙门口有一个画得又快又好的老师傅。
春天的时候来了一个年轻姑娘，拿着一张小一寸的证件照，照片上是一个小孩，三四岁的样子，扎着两根小辫子，笑得没心没肺。姑娘说：“师傅，这是我妹妹，她走丢二十年了。我爸妈这些年一直在找她，但都没有消息。今年我妈身体不行了，老念叨她，我想画一张大一点的给她放在床头，让她看着能好受一些。”
曾师傅接过照片，仔细看了看，小孩笑得特别开心，眼睛眯成两条缝，露出刚换牙的豁口。他问：“你妹妹走丢的时候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姑娘想了想，说：“红色的，我妈说走丢那天穿的是红色的小棉袄。”曾师傅点了点头，开始画。他画的时候在小孩的衣服上添了一层淡淡的红色，让她看起来更像活生生站在面前的样子。画完之后姑娘拿着看了好一会儿，眼圈红了但没有哭出来，她付了钱，把画像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塑料文件袋里，说了声谢谢就匆匆走了。
后来曾师傅听说，姑娘的妈妈看到那张画像之后精神好多了，每天都要对着画像说几句话，说囡囡你长大了该有多高多漂亮了，说妈妈在等你回家。曾师傅听了这些，也没说什么，只是第二天出摊的时候在桌上多摆了几支新的铅笔，把那些钝了的都削得尖尖的。
有一次来了一个中年男人，黑瘦，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拿的是一张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照片模糊得几乎看不清五官。他说他父亲去世得早，家里一张照片都没留下，他母亲前年也走了，走之前一直念叨着父亲的模样，但他想不起来父亲长什么样了，只能从报纸上翻出一张几十年前的集体照，其中一个背影可能是他父亲。
曾师傅拿起那把照片看了半天，确实太模糊了，脸部的细节几乎没有，只能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他问男人：“你父亲做什么工作的？有没有什么特征？”男人说：“他是木匠，个子不高，右手食指缺了一截，年轻的时候被刨子削掉的。”曾师傅闭上眼睛想了想，然后拿起铅笔开始画。他画了一个短头发的男人，中等身材，国字脸，嘴角微微抿着，右手搭在膝盖上，食指短了一小截。他画完之后递给男人看，男人盯着那幅画看了很久，久到旁边的游客都好奇地停下脚步。
然后男人说了一句话：“就是这张脸。”他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画像的照片，发了出去，发完之后对曾师傅说：“师傅，谢谢您，我一辈子记着您。”
曾师傅摆摆手，什么也没说，低头削他的铅笔去了。
夏天来的时候，城隍庙门口的梧桐树长满了叶子，曾师傅的摊子移到树荫底下，比冬天舒服多了。有一天来了一个穿校服的男孩，背着一个大书包，在摊子前面转了好几圈，转得曾师傅都注意到了。他抬起头看着男孩问：“你是要画像还是找人？”男孩犹豫了一下，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纸，打开来是一幅用彩色铅笔画的画，画的是一个坐在桌前吃饭的老人，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正夹着一块红烧肉往嘴里送。
“师傅，这是我爷爷，他上个月走了，”男孩的声音有些发颤，“这张画是我去年画的，画得不好，想请您照着这个重新画一张，画得像一些，我放在我房间墙上。”
曾师傅接过那幅画，男孩的画工很稚嫩，人物的比例不太对，颜色也涂得有些乱，但可以看得出来画得很用心，老人的眼睛画得特别大，像是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那一部分。曾师傅看了一会儿，铺开一张新纸，开始画。他画得很认真，把这个男孩对爷爷的每一分记得都揉进了笔下。画完之后，男孩接过来举到光亮里看，看了很久，最后郑重其事地卷起来装进一个画筒里。
男孩付了钱，鞠了一躬，抱着画筒走了。曾师傅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庙门口的人流里，又低头看了一眼手边的那张草稿。他把它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一行小字：“给一个记得爷爷的男孩。”然后夹进了那本旧书里。
那天傍晚收摊的时候，曾师傅清点了这一天的收入，一共一百三十五块钱，九张画。他坐在折叠椅上，望着城隍庙飞翘的屋檐被夕阳染成了金红色，那上面的脊兽在余晖里像涂了一层蜜。十八年过去了，他还在画，还在等下一个坐下来的人。他不知道那些人带着他的画去了哪里，但他知道那些画去了他们最想去的地方——有人在怀念的房间里，有人在思念的床头，有人在千里之外那一双快要模糊的眼睛前面，替他记得一个人原来的样子。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握紧这支铅笔，把那些藏在照片里、记忆里、碎纸片里的面孔，再一笔一笔地请回这个世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