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马燕秦被判死刑，被押上刑场时，她突然大喊起来：“我就跳个舞，怎么就要枪毙我？我不服！”

马燕秦站在刑场的黄土坡上时，西安的春风正裹着沙砾，往她干裂的嘴唇里钻。

她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粗麻绳勒进了棉袄的布纹里。

远处站着黑压压的人，都是赶来看热闹的百姓。

他们只知道，这是个犯了流氓罪的女人，是西安城里最大的女流氓。

马燕秦从前不这样。

十几年前，她是民生餐厅最利落的服务员。

后来她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

再后来，男人走了，留下她和两个半大的孩子。

她的身体垮了，常年腰疼没法再端盘子，只好办了病退。

每个月那点病假工资，养活两张嘴都费劲。

柴米油盐，学费药费，每一样都要从牙缝里省。

八十年代初的西安，悄悄兴起了交谊舞。

年轻人偷偷攒钱买录音机，磁带一转，邓丽君的歌声就飘了出来。

有人拉着马燕秦去跳过一次。

踩着拍子转圈圈的时候，她觉得身上的疼都轻了几分。

后来她就在自己家里组织舞会。

关紧门窗，拉上厚窗帘，收每人五毛钱的茶水费。

够买两斤粗粮，够给女儿买个作业本。

那时候管这种舞叫贴面舞。

脸贴得近，呼吸都能落在对方脖子上。

在旁人眼里，这就是耍流氓，是伤风败俗。

闲话像长了腿，跑遍了整条巷子。

马燕秦听见了，也不辩解。

她觉得自己没偷没抢，不过是让人跳个舞，算不得什么错。

1983年夏天，“严打”的雷声突然炸响了。

红标语贴满大街小巷，“从重从快”四个大字，看得人心里发慌。

马燕秦家的舞会，成了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典型。

警察踹开木门的那个晚上，录音机里正放着《夜来香》。

一屋子的人都被按在了地上。

邓丽君的歌声戛然而止，屋子里只剩下喘气声和手铐的叮当声。

案子越扯越大，牵出三百多号人。

小小的西安城，被这个流氓案搅得沸沸扬扬。

马燕秦是主犯。

所有的脏水都往她身上泼。

说她教唆青年，说她容留奸宿，说她是流氓团伙的头子。

审问的日子很难熬。

她一遍遍说，我就是组织大家跳个舞。

没人信她。

也没人愿意听她说。

1984年冬天，判决书下来了。

死刑，立即执行。

同案三个主犯里，两个和她一样领到了死刑判决。

拿到判决书那天，号子里飘着细雪。

马燕秦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她没哭。

她提起了上诉。

她觉得自己罪不至死。

跳几场舞，怎么就能要了人的命。

上诉被驳回的通知，是1985年春天送来的。

那天窗外的梧桐树刚抽新芽，嫩生生的绿。

公审大会定在四月的一个晴天。

马燕秦被押着站在卡车后斗里。

脖子上挂着硬纸板牌子，写着“流氓犯马燕秦”，名字上打了鲜红的叉。

她的头发被剪得参差不齐，露出苍白的额头。

风一吹，碎头发就贴在脸上。

她抬着头，看着台下的人海。

没人知道她在看什么。

公审结束，卡车浩浩荡荡往郊外开。

路两边站满了围观的人，跟着车跑。

马燕秦闭着眼。

风灌进她的领口，凉飕飕的。

她想起自己第一次跳舞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春风。

刑场在一片荒坡下。

地上长满了枯黄的草，踩上去沙沙响。

法警把她从车上架下来，让她跪到坡边。

她的腿有点软，却硬撑着不肯跪。

她转过头，看着身后的人。

嘴唇抖了抖，突然扯开嗓子喊了出来。

“我就跳个舞，怎么就要枪毙我？我不服！”

声音不算洪亮，却清清楚楚飘在了风里。

围观的人群静了一瞬。

随即又响起嗡嗡的议论声。

没人回答她。

也没人能回答她。

法警上前推了她一把。

她踉跄着跪了下去，脸朝着长满荒草的土坡。

枪响了。

很闷的一声，像谁在地上砸了个麻袋。

马燕秦往前一扑，脸埋进了黄土里。

沾了满脸的土，就像她这一辈子，灰头土脸的。

再也没了动静。

风还在吹。

草还在晃。

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人群慢慢散了。

刚才的枪声，不过是茶余饭后的一点谈资。

马燕秦的尸体，后来被埋在了荒坡的一角。

没有墓碑，也没人祭拜。

很多年就这样过去了。

1997年，刑法修订，流氓罪被正式取消。

这个曾经能判人死刑的罪名，拆成了好几项细碎的罪名，再也没人因为跳舞掉脑袋。

当年涉案的人，陆陆续续都刑满释放了。

马燕秦的名字，渐渐被人忘了。

偶尔有老人说起当年的西安流氓案，才会提一句那个爱跳舞的女人。

她到死都想不通的问题，后来的人其实也想不通。

不过是几场舞会，几首流行歌，怎么就赔上了一条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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