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北洋政府将15万斤、装了8000个麻袋的明清两朝档案，当成废纸作价4000银元，卖给了北京西单的同懋增造纸店，算下来，1斤国宝级文书还不到3分钱，这里面有皇帝亲笔朱批、各国使臣朝贡文书、殿试状元考卷原件，全是存了400多年的国家机密原始文件。
这种绝密级别的内阁文件，怎会流落街头？罗振玉凭借着极高的学术敏锐度，立刻顺藤摸瓜，一路花钱查问，终于找到了西单的同懋增纸店。
当罗振玉赶到善果寺仓库时，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他五雷轰顶。好些珍贵的档案已经被工人用水浸湿，死死捆扎成大包，正准备装车运往造纸厂。眼看400年文脉就要断送在几口大铁锅里，罗振玉心急如焚，当场向纸店老板提出，要把这些“废纸”全部买下。
纸店老板是个在商海里摸爬滚打的精明人。他原本觉得处理这些破纸费时费力，可一看眼前这位老先生急得满头大汗、两眼放光，立马意识到这堆破纸里藏着大名堂。老板当即坐地起价，死活不肯按4000块的进价转让。
双方经过几番极度拉扯，罗振玉最终以一万多块大洋的天价，硬生生从铡刀底下把这批国宝抢了回来。 无论具体金额是多少，在当时皆是一笔令人咋舌的巨款。罗振玉砸锅卖铁，四处举债，才勉强凑够了赎金。他雇人连夜将这批档案运回天津，又租下了寺庙当临时仓库，总算让这15万斤残破的纸张有了个落脚之处。
为了搞清楚麻袋里到底装了什么，罗振玉请来了他的儿女亲家——国学大师王国维。王国维当年曾在紫禁城南书房行走，太清楚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分量了。两人召集了十几名助手，在堆积如山、散发着霉臭味的麻袋里夜以继日地翻找整理，最终编印出《史料丛刊初编》。
随着一个个尘封的历史细节重见天日，整个学术界都被彻底震撼了。
官方编纂的《明史》或是清代各朝实录，往往充满了讳莫如深的春秋笔法。这八千麻袋里的东西，恰恰毫无修饰地保留了历史原貌。从明朝末年边关将领血泪斑斑的告急文书，到清朝皇帝对臣子奏折极其私密甚至夹杂粗话的朱批；从牵涉无数人头落地的文字狱原始案卷，到各地真实的旱涝灾情报告……这些未经加工的档案，俨然一部赤裸裸、血淋淋、鲜活无比的明清实录。
王国维激动万分，后来将其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居延汉简并列，誉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假若缺乏罗振玉当年的倾家荡产，明清两朝的诸多历史疑案恐怕永远皆是解不开的死结。
档案虽然救下来了，命运的颠沛流离却远未结束。罗振玉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加之个人力量终究有限。1924年，实在撑不下去的他，只能将整理出来的12万斤档案，以1.6万元的价格转卖给了大收藏家李盛铎。在交易时，罗振玉死死咬住一个底线：哪怕出价再高，这些档案也绝不能卖给外国人！
几年后，李盛铎又以1.8万元的价格，将档案转卖给了著名学者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批档案仿佛一个苦命的游子，跟着史语所四处流亡。抗战爆发前夕，档案被紧急运往南京，接着又一路西迁至四川李庄。等到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又带走了一部分最核心的精华。留在大陆的，还有大约5万斤，一直被冷落在故宫午门的城楼上，整整吃了几十年的灰。
时间一晃到了1958年，新中国国家档案局正式决定，对午门楼上残存的这批明清档案进行抢救性整理。
当工作人员推开午门楼上那扇尘封了30多年的大门时，扑面而来的，是厚达数寸的积灰和刺鼻的霉烂腐臭味。 当年那批青年学者和工作人员，戴着口罩，顶着令人窒息的粉尘，小心翼翼地解开一个个早已酥烂的麻袋。
麻袋里的景象触目惊心：珍贵的文书与当年工役扫进来的破布烂草、旧烟盒、破席片混杂在一起，有的已经粘连成了死疙瘩，有的长满了绿毛。就在这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环境下，大伙儿苦干了将近100天。从这堆发霉的纸片里，奇迹般地清理出了明崇祯年间的科举考卷和兵部行稿，甚至还发现了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的修改稿残档！这些无疑皆属史学界闻所未闻的绝版孤本。
历经几十年的风雨飘摇、战火洗礼、虫咬鼠咬，“八千麻袋事件”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今天，这批几经劫难的大内档案，被妥善安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恒温恒湿库房里，总数多达1000余万件。
在一个国家积贫积弱、连生存都成问题的年代，文化和历史总是最先被抛弃的奢侈品。那4000块大洋的交易，撕开的是那个军阀混战时期，整个社会对国家记忆的极度漠视与无知。
万幸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里，永远不缺那种具有极高文化自觉的脊梁。 罗振玉在后世的政治站位上固然有着难以洗脱的污点，但单凭他散尽家财、从刀下留住这“八千麻袋”大内密档的壮举，就足以在文化保卫战的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加上后世一代代档案工作者、学者如同接力赛般的抢救与守护，才让这绵延四百年的历史脉络免于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