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他提出一个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因为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完成的。他点破两个隐患：一是法律中出现“优先采用国际标准”条款，国际标准大多是欧美主导制定的，一旦盲目套用，等于把裁判权交出去。相当一部分专家教授开口闭口“跟国际接轨”，所谓的“跟国际接轨”接受西方国家的规则标准

卢麒元不是纸上谈兵的“学院派”——他出生于四川，毕业东北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1987年就进了财政部，之后又在政府、国企、还有港资金融圈里混过三十多年。

他点出的两个隐患，值得我们每个人警觉。

隐患之一，就是那句看似没毛病的“优先采用国际标准”。

眼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刚刚修订了《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对外贸易法的草案里，也出现了这类表述。

这些年，像ISO、IEC这样的国际标准，大多都牢牢掌握在欧美产业链手里。

如果你拿到原始的标准文件，会发现里边参数怎么定、细则怎么写都高度技术化、极难琢磨。

可这些“中立”的参数，实质上就是特定企业、特定国家产业链保护自家的壁垒。

比如当年中国光伏产业冒头，靠量和成本迅速做大，眼看着就要反超对手。

欧盟那边坐不住了，二话不说，拉出来“环保国际标准”，加上反倾销关税，组合拳一砸下去——中国企业不管多有技术，依然被拦在门外。

实际上吃亏的，不是技术，也不是劳动者，是规则解释权，只要制定规则的笔杆子在别人手里，他们想关哪扇门，就可以找理由关你。

第二个隐患才更隐晦，“立法者”本身背后的利益勾连太复杂，这里头海归、裸官、还有亲属子女都定居海外的，有些人手里握着大笔权力。

表面上，条文看着平平无奇，实际里头的某一行技术参数、某些定义，分分钟就能卡死本土企业，给“国际上”留出方便门。

当然，翻翻现行制度，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我们国家其实早就在“政审”上做了不少预案，只不过“缝没补满”。

比如中共中央办公厅2016年出的那个《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明文规定了：

配偶已经移居境外，或者没有配偶但子女全部移居境外的，不能参加公开选拔。

这还只是一环，同样，在《公务员法》第七十四、七十五条里，对于任职回避、地域回避以及公务回避都有全套的设计。

换句话讲，立法者要进行背景审查，这根本不是卢麒元突发奇想，法律层面其实早就有了，标准也挺细。

现实操作上有两道口子：第一，这类规定，覆盖面还没到所有参与立法细则的人。

像很多时候，起草团队里有人是高校教授、智库专家、行业协会参与者，这些人不归公务员编制，也就不完全纳入审核程序。

第二，现行做法更多是一锤子买卖，准入时查一遍，今后是“不定期抽查”——没有做到卢麒元主张的“每次参与前都要重审”的颗粒度。

换句话说，你可能通过了三年前的那一轮政审，但后来情况变了，没人再专门查你在参与新一轮立法项目时，是不是还和原来一样。

这一点必须讲明白，网络上一些声音动辄喊“全面清除海归”“家属有绿卡一律回避”，这种极端化说法听着解气，可操作层面根本行不通。

仔细看法律文本和现实流程，会发现制度是有规则的，只不过一些细节的缝没缝好。

否则不分青红皂白搞“一刀切”，最后很可能是既伤了用人原则，也寒了真正想做事的心。

我自己的观点很现实：立法“防渗透”肯定有必要，但卢麒元主张的“每次参与都要政审”。

实事求是讲，在现有框架基础上，如果真要推进，还需要补充另外两样东西，否则效果很难打到点子上。

首先，动态利益披露应当成为立法项目的标配。

参与每一次立法、每一项标准制订，相关负责人都要主动公布自己、配偶、子女以及近亲的商业关联、海外资产、资助情况，信息要公开透明，便于社会各界查验。

其次，更要加强专业制衡，过去很多征求意见稿广而告之，但普通公众参与度低，产业界声音上不来，大多数反对意见根本没进到最后条文里。

前面提的光伏产业事件，如果相关产业方能组织起真正的集体性话语权，在“优先采用国际标准”这样一行字后面，或许能加一句“结合本国产业实际、利益相关方意见另行调整”。

光靠政审和回避机制，很难“堵住所有漏洞”，有时候还是得靠社会层面多番制衡，减轻行政自身的压力。

另外，政审机制该迭代当然要升级，但边界一定要讲清楚。

最该重点政审的是“真正握决定权的那些人”，比如参与起草、审议、投票决定的人，而不是整个浩浩荡荡的“顾问团”“利益相关方代表”。

“优先采用国际标准”这个争议点，市场监管总局原文其实是挂着“结合国情”这四个字的。

卢麒元担心的是“优先”这俩字在实际操作中被简化、“机械执行”。

并不排斥技术接轨，怕的是一接轨就把国内企业的利益丢了，这不是要倒退，而是要避免“唯国际唯西方”的逻辑吃掉自己的命脉。

讲到底，防渗透要靠政审，立好规矩还得靠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