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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人把长城敲日本太鼓这事扒干净了。叶松源早年在香港学日本太鼓学了十几年,团队

终于有人把长城敲日本太鼓这事扒干净了。叶松源早年在香港学日本太鼓学了十几年,团队原名HIIKO就是日语罗马音,2020年上节目标题就叫《太鼓达人》。那几年宣传明明白白写着日本太鼓四个字。

叶松源进入大众视野,并不是因为传统民乐圈的长期积累,而是因为一场长城商业活动引发的鼓种争议。公开报道里,他被称为成都“80后”、鼓圈引导师,也被包装成带领年轻人玩转鼓乐跨界的团队创始人。按2024年四川媒体的叙述,他与中国大鼓的缘分从2009年开始,当年他到中国香港观看龙舟活动开幕表演,被一群少年击鼓的画面打动,此后开始学习、练习、组队。

可问题就在这里。再往前翻2020年的公开报道,另一条线索摆在眼前。那一年,《西望成都》第286期节目标题就是《太鼓达人》。报道里写得很清楚,叶松源在2020年7月组建鼓队,除他本人外,队里16名成员多为兼职,大家投入的是太鼓表演。节目还专门介绍了太鼓在日本的发展轨迹,并把这支队伍放进“太鼓队”的语境里呈现。

2026年5月30日,lululemon在北京黄花城水长城举办瑜伽嘉年华。长城、明星、鼓乐、品牌活动叠加在一起,原本要制造的是一种“致敬中华文化”的画面。宣传里说的是“中华大鼓”,活动中出现的是凡響HiiKo鼓团,品牌大使朱一龙也参与了击鼓环节。照片和视频传开后,最先提出疑问的不是普通围观者,而是打击乐从业者和熟悉传统鼓乐的人。

争议很快集中到鼓具本身。长城现场出现的鼓,不是常见的中国传统大鼓形制。它的鼓身、绑绳、摆放方式、演奏姿态,都更接近日式太鼓体系。晋南威风锣鼓传承人张勇也公开分析过,中国大鼓与日本太鼓在形制、工艺、表演方式上已经形成明显区别。日本太鼓里有一种缔太鼓,靠绳索捆扎拉紧,长城画面里的鼓正被外界认为与这种形制高度相似。

事情被放大的原因,绝不是“凡是日本的东西都不能出现”。文化交流本来可以公开、清楚、彼此尊重。真正引发反感的是:活动地点选在长城,宣传语打着中华文化,表演环节却被质疑使用日本太鼓,还没有把鼓具来源、曲目体系、演奏风格说清楚。长城不是普通商业布景,它承载着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情感。把它用作品牌营销舞台,就必须对每一个文化符号负责。

HIIKO这个名字也被网友反复讨论。单凭一个名称不能给一支团队定性,但它与“凡響”的繁体字写法放在一起,再叠加早期太鼓宣传、日式鼓具形制、太鼓节目标题,就不再是孤立细节。公众扒的不是一个字母组合,而是一整套前后变化的商业包装路径:早期靠太鼓标签进入鼓乐圈,后来国风热起来,又把对外表达转向“中国传统鼓乐”。

在这条链条里,品牌方当然有责任。大型商业活动不是临时街头演出,场地、嘉宾、物料、流程、宣传文案都应经过审核。执行公司也不能一句“尊重鼓团专业性”就把风险甩干净。请谁表演、用什么鼓、对外叫什么名字,这些都是活动策划的基本工作。连公开搜索都能查到的旧报道,前期团队没有认真核对,这不是专业知识不够,而是文化审核没做到位。

鼓团责任更难回避。作为表演提供方,凡響HiiKo最清楚自己用的是什么鼓,最清楚自己的训练体系来自哪里,也最清楚“太鼓”“中国大鼓”“唐羯鼓”这些名称之间的差别。若早期明明以太鼓为核心,后来又在商业传播中使用更容易获得认同的传统文化话术,那就不是简单的“表达不严谨”,而是把文化归属做成了可替换包装。

朱一龙在这件事里更多是被卷入活动流程的人。艺人参与品牌活动,通常依据品牌和执行方提供的方案完成环节。舆论发酵后,其工作室表示已敦促品牌核实全流程,并强调会更严谨对待相关工作。公众对艺人的要求,是以后涉及传统文化表达时不能只看品牌方案,也要多一道自查;对品牌和鼓团的要求,则是把源头讲明白,不要让明星和观众一起踩坑。

6月16日,事件进入集中回应阶段。lululemon发布致歉声明,承认前期没有充分识别潜在争议,已下架相关宣传内容。朱一龙工作室也发声,称已敦促品牌方核实复盘。凡響HiiKo鼓团创始人叶松源随后道歉,表示下架争议内容,暂停涉事鼓具的对外宣传和使用。活动执行方也作出说明,称选择该团队是因为其对外定位为中国传统鼓俱乐部,并表示后续会加强审核。

这些回应把事情暂时压了下来,却没有把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全部回答清楚。鼓团早期太鼓资料如何解释?后期“中国大鼓”包装如何形成?活动提案里鼓具名称到底怎么写?现场鼓具由谁确认?这些问题不说清楚,舆论就不会真正翻篇。

叶松源的阶段性结局,是从“国风鼓乐代表”跌入信任危机。过去积累的演出、报道、商业资源,短时间内都被重新审视。若他以后还想继续做鼓乐表演,就不能再用模糊话术过关。哪些是日本太鼓,哪些是中国传统鼓,哪些是融合改编,必须分门别类讲清楚。鼓可以交流,名字不能乱挂;艺术可以创新,文化身份不能随手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