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2月5日，农历除夕，密云猪头岭的风刮得比往年都狠。

79岁的邓玉芬躺在炕上，身上盖的那床被子补了七八个补丁。

屋里没火，土炕凉得像块石板。

此时，她已经说不出整话了。

只费力地抬起手，指了指门外那条土路的方向。

家里人懂她的意思，她要守在那儿，等孩子们回来。

山里人都说，邓玉芬这辈子，是把"母亲"两个字活成了碑。

七个儿子送出去打鬼子，回来的是一张张阵亡通知，到最后只剩三儿子杳无音信、生死不知。

可1949年深秋那声"娘"，又让她多撑了二十年。

邓玉芬是1891年生在密云水泉峪的，未成年嫁到张家坟任家。

婆家也是穷得叮当响，房无半间、地无一垄。

她让丈夫先回山里搭窝棚安摊，自己拉扯孩子。

七个儿子挨个落地，永全、永水、永兴、永合、永安、永恩。

最小那个连大名都没来得及起，家里就叫"小七"。

1940年，是个坎。

白河游击队在密云一带活动，6月大儿子永全、二儿子永水先后入了队。

9月三儿子永兴受不了财主欺负跑回家，邓玉芬问明缘由，知道游击队正缺人手。

转头又把老三送回去了。

这一送，就没了音讯，直到建国初才露个面。

俗话讲，母子连心。

可那时候的国，连心都顾不上。

1941年，秋日军大扫荡，邓玉芬家那三间破屋被烧成灰，她在废墟上搭个窝棚接着住。

丈夫任宗武和两个儿子本来在外做工，她捎话让参加抗日自卫军模范队。

有人劝她，她却说：“没有国哪来的家”。

1942年三月，抗日政府号召"回山搞春耕"。

丈夫任宗武带着四子永合、五子永安回"无人区"种地，刚下地就被日军偷袭。

丈夫和五子当场没，四子被抓走，1943年夏死在鞍山监狱里。

噩耗传回来，邓玉芬昏死过去。

几个月后，大儿子永全在保卫盘山根据地那仗里牺牲。

二儿子永水负伤回家躺着，伤情一天天恶化，睁着眼在娘面前咽的气。

四年里，丈夫加五个儿子，就这么没了。

三儿子永兴自1940年送走后再没信儿，身边只剩六子永恩和小七。

1944年，日伪军围猪头岭，一连折腾七天七夜。

六子跑散了，邓玉芬背着刚满七岁的小七躲山洞。

孩子饿得发烧，可洞附近还藏着区干部和乡亲，哭声一出去全得暴露。

她从破棉袄里扯团棉絮，塞进小七嘴里，死死搂住。

鬼子走了，孩子脸憋得青紫，半天才缓过一口气，费劲吐出俩字"妈，饿"。

当天夜里，小七连病带饿，死在她怀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邓玉芬爬到山顶，笑着喊：他爹，孩子们，咱们赢了。

六子永恩那时候还活着，1946年入了密云县支队。

她送出门时叮嘱，立功回来见妈。

老六争气，1947年8月河北庄战斗立了功，受了嘉奖。

可1948年打黄坨子据点，没回来。

至此，丈夫、五个儿子明牌牺牲，四子狱中惨死，小七病饿身亡，三子杳无音信。

民间说的"七子参军全阵亡"，账是这么算的。

1949年建国前后，猪头岭那个破院门口，停过个瘦削影子。

那人迟疑了半天，喊了声"娘"。

邓玉芬从炕边蹭起来，直到那人报出"永兴"两个字，她才腿一软坐地上。

原来，老三没死。

1940年送走后在冀东一带转，伤过、藏过，全国解放了才摸回来。

邓玉芬攥着他的手看了半宿，一会儿笑一会儿掉泪。

解放后政府照顾烈属，1961年春节她去北京开烈军属代表大会，彭真、刘仁、吴晗都见了。

有领导要她搬城里住，她去了几天硬要回猪头岭，陪她逛商店让她挑东西公家报销。

她一样没买，说政府对她已经一百一，不能再张口。

1970年2月5日，除夕，猪头岭那风从晌午刮到掌灯，邓玉芬躺在炕上喘不动了。

公社干部和亲人都围在跟前，她费力交代最后一句，别把我埋深山里，埋大路边，我要看着十团的孩子们回来。

十团，就是冀东军分区那帮子弟兵，当年在她家窝棚里养过伤、吃过她煮的野菜、管她叫过"邓妈妈"的那茬人。

她等丈夫、等七个儿子，等了几十年，等不全，就想着至少能看着十团的娃们打完仗回来看看。

密云当地后来给她立了雕塑、建了主题广场，叫"英雄母亲"。

可猪头岭的老人讲起她，还是那句土话，那婆姨，把心肝肠子都掏给国家了。

俗语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可她是儿行千里母不拦，拦了就不是姓任的家风。

1970年那个除夕，猪头岭的雪下了一夜，村口大路边的土还冻着。

她躺下的时候，手还指着门外的方向。

主要信源：（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政府——英雄母亲邓玉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