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河南爆发惨绝人寰的特大饥荒，万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深入灾区拍摄纪实照片，如实向外披露灾荒惨状，此举触怒当局，宋美龄随即下令将他驱逐出境，真实的人间苦难一度被刻意掩盖。
把目光拉回1942年的那个凛冬。
那年的河南，大半个省的天空永远笼罩着灰黄色。从春天开始滴雨未下，地里的小麦收成连往年的两成都不够。紧接着，遮天蔽日的蝗虫席卷而来，把田野啃得寸草不生。水灾、旱灾、蝗灾，随便单拎出来一样都够老百姓喝一壶的。但真正把中原百姓逼上绝路的，是毫无人性的军粮摊派。
即便地里已经绝收，驻防在河南的国民党军队依然雷打不动地强征粮食。老百姓连喂孩子的口粮都交了出去，剩下的只有绝望。家里的最后一粒米下肚后，人们开始吃花生皮，啃榆树皮，甚至去咽一种带有剧毒的野草“霉花”。吃完这些，人伦底线便在饥饿面前彻底崩塌。
那是一个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修罗场。
为了换回几斗救命的糙粮，无数家庭被迫卖掉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随着饥荒蔓延，更加毛骨悚然的场景出现了。路边随处可见倒毙的饿殍，连野狗都饿得双眼发红。这些野狗开始成群结队地刨开浅浅的坟包，在光天化日之下撕咬、啃食人的尸体。 还有些逃荒的父母，为了不让孩子跟着受罪，狠心将亲生骨肉绑在树上，自己去寻找生机。这根本没在拍恐怖片，这确确实实是当年河南百姓每天都在经历的惨绝寰宇。
就在河南百姓啃食树皮的时候，陪都重庆的高级公馆里，依旧是歌舞升平、灯红酒绿。政客们品着洋酒，对几千里外的惨状装聋作哑。
这时候，美国《时代》周刊的驻华记者白修德听到了风声。在那些高级酒会上，他偶尔能捕捉到一些令人不安的只言片语：“听说洛阳那边断粮了”、“有人看到郑州街头全是死人”。传闻太过凄惨，白修德坐不住了。1943年初，他带上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冒险闯入了这片被严密封锁的灾区。
沿途的景象让这位见多识广的外国记者彻底崩溃。官方给的赈灾数据光鲜亮丽，宣称拨了几亿元救济，但白修德看到的却是成百上千万濒死的饥民。军官们强行抢走农民仅存的口粮，地方官员面对采访满嘴谎言。
在叶县，白修德逮住一位农民询问征收的税率。农民战战兢兢地说每亩要交十几斤粮，旁边陪同的国民党军司令官当场暴怒，把农民拉到一旁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吓破胆的农民再回来时，立马改口说刚才讲错了，每亩只要交五斤。临走前，白修德和这位农民无言对视，一切谎言尽在不言中。
1943年3月22日，《时代》周刊将这篇报道公之于众。
报道一出，犹如一颗超级核弹在西方世界引爆。 腹部肿胀的孩子被论斤变卖、母亲饿死在路边而婴儿还在吸吮干瘪的乳房……这些文字让国际舆论彻底哗然。
极其讽刺的是，这篇报道刊发之时，宋美龄正在美国进行声势浩大的巡回演讲。她穿着考究的旗袍，用流利的英语向美国公众展示着中国高层的体面，致力于争取更多的美援和贷款。白修德的这篇报道，直接撕下了这层华丽的包装。前脚蒋夫人在华盛顿优雅地发表演说，后脚《时代》周刊就登出了河南百姓被野狗啃食的照片。 这无疑是狠狠扇了国民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
宋美龄恼羞成怒。她立刻动用高层人脉，按照她一贯在华盛顿呼风唤雨的做派，找到了《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卢斯。她极其强硬地施压，要求立刻把白修德解雇。遗憾的是，卢斯具备作为新闻人的底线，顶住了压力，一口回绝了这个无理要求。
在国外碰了壁，国民政府只能把火撒在白修德本人身上。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迫切地想要面见蒋介石亲口汇报灾情。理所当然地，他吃了一个又一个闭门羹。连当时的国防部长何应钦也出面干预，打死也不承认救灾粮被军队截留。后来，在宋庆龄的周旋下，蒋介石才极不情愿地在阴暗的办公室里抽出了20分钟时间。
会面一开始，气氛降至冰点。蒋介石对报道中的惨状矢口否认。他坚称自己从来没有向灾民强征军粮，更拍着桌子断言中国绝对不可能出现狗吃死人的情况。
面对最高统治者的傲慢，白修德没有退缩。旁边的摄影师福尔曼直接掏出了一沓在河南灾区拍摄的照片，递了过去。照片上，饿得皮包骨头的灾民、倒毙路边的尸体、还有狗在路边刨食死尸的特写，清清楚楚，触目惊心。
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了。
根据白修德后来的回忆，蒋介石看到那些照片时，双腿开始不自然地轻微抖动，甚至出现了神经质的抽搐。他问清了照片拍摄的地点，默默拿起毛笔记录下来。随后，他换上了一副客气的面孔，对白修德表示感谢，甚至夸赞他比自己派出去的所有调查员都要出色。
20分钟的会面匆匆结束。
没过多久，国民政府的报复手段接踵而至。白修德的采访活动处处受限，形同被软禁。在各种半强制的“安排”与施压下，宋美龄亲自下达了驱逐指令，誓要把这个“刺头”彻底拔除。最终，白修德被吊销了采访资格，黯然离开了中国。
随着记者的离去和严密的新闻封锁，中原大地上的那些哀嚎，再度被刻意掩盖在战争的硝烟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