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三国志》的陈寿之父辈是被诸葛亮镇压的，但陈寿写《三国志》，对诸葛亮的评价却比较客观，说明陈寿心胸还比较开阔。
为了把这件事说透，我们可以分三层来看：
1. 史实层面：陈寿与诸葛亮的“家恨”确有其事吗？
这件事的源头在《晋书·陈寿传》。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
“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kūn，古代剃去头发的刑罚）。”
意思是：陈寿的父亲陈式（一说陈虔）曾是马谡的部下。街亭之战马谡兵败，被诸葛亮处死，陈寿的父亲也受到牵连，被处以“髡刑”（剃光头发，在当时是极具侮辱性的惩罚）。
2. 文本层面：陈寿对诸葛亮究竟写了什么？
我们只看《三国志·诸葛亮传》里的文字。陈寿的笔下，呈现的是一种极为罕见的“褒贬并存”：
极高的赞誉（“褒”）：他评价诸葛亮“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治国之才，仅次于管仲、萧何）；称赞其治蜀“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政治清明至极）。
尖锐的批评（“贬”）：同时，陈寿也毫不客气地指出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军事谋略不是他的强项），直言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北伐劳而无功）。
问题来了：如果陈寿真想报复，他大可以隐去诸葛亮的政绩，只写军事失败。但他没有。他写的是一份平衡的、有说服力的历史评价。这种“说好不捧杀，说坏不抹黑”的态度，正是后世史家推崇他的根本原因。
3. 心性层面：为什么说这是“心胸开阔”？
这不仅是技术上的“客观”，更是人格上的“开阔”。这种开阔来源于三个层次：
私德与公论的分界：陈寿明白，作为史官，他服务的不是“替父亲报仇”的私欲，而是“为万世立信史”的公义。在历史的天平上，诸葛亮的治国之功重于对陈家的私怨。
对对手的真正尊重：真正的客观，有时反而来自“距离感”。正因为陈寿与诸葛亮并无私人交情，甚至略有嫌隙，他才更能超脱于蜀汉旧臣的歌功颂德，既写出“道不拾遗”的治世，也写出“劳而无功”的局限。
史家的“渡劫”：陈寿本人一生坎坷，曾在蜀汉入晋后备受歧视。一个经历过屈辱的人，若还能评价伤害过自己的对象时“不溢美、不隐恶”，这种克制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强大。
延伸一点：为什么这件事值得今天的人思考？
在当今这个情绪极易极端化的时代，我们太容易因为“我讨厌一个人”就否定他的一切，因为“我喜欢一个人”就掩盖他的一切。陈寿在1700年前做出的选择，其实是在回答一个永恒的问题：
当“个人情感”与“公共理性”冲突时，我们选择捍卫哪一个？
陈寿的选择是：把“真相”置于“情绪”之上。 这不是简单的“大度”，而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敬畏。他让我想起那句古话——“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不因为说话好听就提拔人，也不因为讨厌这个人就废掉他的正确言论。）
诸葛亮曾对法正说：“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他可能没想到，被他依法惩处的人的后代，最终用一支最公正的笔，还给了他最不朽的荣光。这大概就是历史最动人的地方：它终将超越具体的人心恩怨，归于一种更宏大的、对事实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