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世清臣 残局砥柱——骆秉章记
晚清政坛如朽舟泛海,内有烽烟裂帛,外有狂澜逼岸,众生多随波逐流,或营私以苟活,或趋利而忘义。
骆秉章以寒微之身,历五帝光阴,四十入仕,七十四而终,如一株苍柏立于乱世风烟,无惊世之貌,无桀骜之名,却以清为骨、以容为怀、以稳为术,在王朝崩塌的边缘,撑住西南半壁,也写就一段“庸姿而卓功,清寒而负重”的独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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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八年,骆秉章生于广东花县寒门,原名骆俊,后改秉章,取“秉心守正,章明立身”之意。彼时岭南乡野,清贫是寻常底色,他无世家荫蔽,无富贵资凭,唯以青灯为伴,苦读经史。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七岁中举人,步步为营,不疾不徐,三十九岁仍未登科,旁人或嘲其钝,或怜其迂,他却守着寒窗,磨砚不辍。
道光十二年,四十岁的骆秉章终成进士,入翰林院,自此踏入波谲云诡的仕途。大器晚成,于他从非遗憾,而是岁月沉淀的沉稳——早岁的清贫与苦读,早已将“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本心”刻入骨血,这是乱世中最稀缺的定力。
京官十七载,骆秉章以“清”立身,以“直”立名。历任编修、御史、给事中,不攀权贵,不逐浮利,在贪腐成风的道光朝,活成了一个“异类”。道光二十年,他稽查户部银库,彼时“库规”陋规横行,官吏串通亏空,已成积弊。同乡携重金登门,许以厚利,求其网开一面,他断然回绝:“吾食君之禄,当守君之法,岂容私念污公心?” 随后彻查亏空,得罪一众权贵,遭诬告构陷,幸得道光帝知其清廉,力保无碍。
经此一事,“廉吏”之名传遍京师,而他始终不改其志,外放湖北、贵州、云南,所到之处,必整顿吏治、清理财政,裁汰冗员,革除陋规,不图虚名,只求实效。旁人谓其“刻板”,他却深知:乱世之始,必先坏于吏治;吏治不清,民心必乱,江山必倾。
道光三十年,骆秉章出任湖南巡抚,时年五十有七,正值太平天国狂飙突起,王朝危局骤至。长沙城被围八十余日,烽火连天,人心惶惶,城内官员多有逃意,唯有他登城督战,日夜坚守,终击退太平军,稳住湖南战局。彼时曾国藩在乡办团练,无兵无饷,处处掣肘,骆秉章却一眼识其才,全力支持,筹饷、调兵、用人,一手包揽,甘居幕后,做湘军最坚实的后盾。
他延揽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贤才,不忌其才高,不疑其心异,用人不疑,容人之短,成人之长。左宗棠性烈孤傲,在幕府中常独断专行,时人戏称“左都御史”,凌驾于巡抚之上,骆秉章却淡然处之,事事放权,从不掣肘。薛福成赞其“休休有容,不掣其肘,不掩其长”,这份包容,非大格局者不能为。他深知,乱世争雄,非一人之力可成,唯有聚天下英才,各展所长,方能共渡危局。
咸丰十年,骆秉章调任四川总督,已是古稀之年,须发皆白,却临危受命,入蜀治乱。彼时四川乱象丛生,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席卷川境,石达开部太平军转战西南,西南不稳,则清廷无宁日。他入川后,先整吏治,再固防务,以盐养兵,疏通川盐销路,解决军饷难题;设难民局,招垦荒地,安抚民心,恢复生产,让四川成为清廷西南稳固后方。
同治二年,大渡河一役,他运筹帷幄,设计诱擒石达开,瓦解太平军最后主力。行刑之日,他见石达开慷慨赴死,默然无声,不禁怅然:“虽为败囚,亦是英雄,不能为朝廷所用,乃国家之憾。” 这份对对手的敬重,尽显其胸襟。随后平定李、蓝起义,镇压黔境苗民起事,肃清川黔边界,西南大局自此底定。
同治六年冬,骆秉章病逝于成都任上,享年七十四岁。整理遗物时,众人骇然:除数箱旧衣、几卷书稿,仅余白银八百两,每封皆盖藩司印鉴,确为俸银所得 。相较于李鸿章四千万两、左宗棠两万五千两的遗产,这份清贫,在晚清封疆大吏中绝无仅有 。清廷追赠太子太傅,谥“文忠”,入祀贤良祠,蜀人流涕,比之诸葛武侯,言其“尽瘁鞠躬,死而后已” 。
世人论晚清名臣,多言曾、左、李,而骆秉章常被置于角落,或谓其“才庸”,或谓其“守成”。然细观其一生,恰是“庸姿”之下藏大智,“守成”之中有担当。他无曾国藩之权谋,无左宗棠之锋芒,无李鸿章之圆融,却以清为底线,不贪不腐,在浊世中守住士大夫的气节;以容为胸怀,用人不疑,凝聚起乱世中最强大的力量;以稳为方略,步步为营,在王朝崩塌的边缘,稳住西南半壁,为清廷续命数十年。
骆秉章乃寒门书生,是廉吏能臣,是乱世砥柱,更是晚清士大夫精神的缩影,明知王朝将倾,仍守正不阿;明知前路多艰,仍负重前行;明知个人微薄,仍竭尽所能。浊世滔滔,众人皆逐利而行,唯他守清守正,如暗室孤灯,微光虽弱,却足以照亮一方天地;如寒冬苍柏,身姿虽朴,却足以抵御万里风霜。
骆秉章的一生,不是传奇,是乱世中最珍贵的“寻常”。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容得下贤才,扛得住重压,以一介书生之身,担起王朝残局之重,在历史烽烟中,留下一段清寒而厚重、庸姿而卓功的独特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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