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读一年级时，被不法分子悄然拐走。来到全新的生活环境，遭到养父母的严厉制止和凶狠恐吓，为了不让记忆褪色，她每日复盘家乡记忆的，九年时间里，她凑出了五百多元。悄悄在网络各大寻亲平台发布求助信息，她就是程颖。

在成都那几年，养父母看她年纪渐长，盯得没那么紧了。他们以为九年时间足够磨掉一个小孩子的记忆，何况程颖平时话少，干活也卖力。可他们不知道，这女孩心里那本账从没乱过。西安大白杨那片家属院的样子，父亲程竹总爱穿的那件灰夹克，母亲金伦菊梳头时的侧影，甚至妹妹出生时家里的奶味儿——这些碎片在她脑子里拼了又拼，越拼越清晰。上网的钱是她从牙缝里省下来的。养母给早饭钱，她啃馒头喝白水，攒下两块；偶尔卖蜂蜜帮忙，偷偷扣下几毛找零。钱藏在蜂箱底板下面，用塑料袋包好，沾着一股子蜜蜡味儿。去网吧得走四里路，她专挑养父母去邻县放蜂的日子去。第一次摸键盘时手都在抖，拼音是一个字一个字照着网吧墙上的表敲的。发出去的帖子像扔进海里的石子，好久都没回音。她不灰心，隔阵子就去修改一下，添点细节：家门口有棵泡桐树，树上有自己刻的“竹”字；爸爸左手虎口有块疤，是修自行车时烫的。2014年冬天，成都冷得刺骨。程颖裹着旧棉袄钻进网吧，手指冻得快僵了。刷新网页时突然看见一条留言：“你爸是不是叫程竹？他在找你。”底下留了个陕西的手机号。她盯着那行字看了足足五分钟，然后冲出网吧，在街角电话亭插进那张攥得发烫的IC卡。接电话的是个男人，声音沙哑。程颖说：“我叫程颖。”电话那头突然没声了，接着传来压抑的抽气声，像憋了很久的咳嗽。男人颤着问：“你……你右边耳朵后面，是不是有颗红痣？”程颖抬手摸到那个小疙瘩，眼泪唰地下来了。那通电话打了不到十分钟，程颖说得最多的是“我记得”。挂断后，她蹲在电话亭边上哭了很久。走回养蜂场时天已擦黑，养父正在搬蜂箱，瞥她一眼：“死哪儿去了？”程颖没应声，低头钻进屋里。那晚她整夜没睡，把藏在各处的钱全掏出来数——五百七十三块八毛，够买张去西安的硬座票了。但她没急着走。警方介入后，采集血样、比对DNA都需要时间。那段时间程颖照常干活，打扫蜂场、过滤蜂蜜，只是偶尔会望着北边的天发愣。养父母察觉到异样，骂得更凶了，可她心里反而踏实了——他们越凶，越证明自己快熬到头了。鉴定结果出来的那天，成都下着毛毛雨。两位民警开车来接她，养母冲出来阻拦，被民警隔开了。程颖只带了个小布包，里面装着那五百多块钱和一件小时候穿的毛衣。上车前她回头看了一眼，养父蹲在蜂箱边抽闷烟，养母在哭。她突然想起六岁那年，人贩子给她买的那根棒棒糖，也是这么黏糊糊的天气。回西安的火车上，民警给她买了盒饭。程颖小口吃着，忽然问：“我爸……他还穿那件灰夹克吗？”民警愣了一下，笑着说：“这得你自己去看。”车厢哐当哐当前行，窗外风景从绿变黄，逐渐显出北方的冬貌。程颖捏着布包，手心微微出汗。出站时天还没亮，站台上站着好几个人。最前面的男人拼命挥手，他穿着件半新的黑色羽绒服，左手虎口上的疤在灯光下很明显。程颖慢慢走过去，男人想抱她，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只是反复说：“长大了，长大了……”旁边有个女人哭得站不稳，被人扶着，怀里抱着件小小的、鹅黄色的毛衣——那是程颖离家那天穿的。后来程颖才知道，父亲程竹为了找她，九年里跑烂了十几双鞋。他辞了工作，在印刷厂打短工，攒够路费就往外地跑。最远跑到云南边境，睡过桥洞，吃过馒头蘸酱油。母亲金伦菊把妹妹托给亲戚，在西安各个汽车站发寻人启事，见人就问。那些印着她照片的传单，父亲至今还留着一沓，放在衣柜最里面。团圆饭是在老房子吃的。泡桐树长高了一大截，刻的“竹”字已经歪歪扭扭快裂开了。妹妹怯生生地叫她姐姐，递过来一双新筷子。程颖接过筷子时，看见全家人都在看她，眼神里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欢喜，好像怕动作大了会碰碎什么。她低头扒了口饭，家乡的米粒软糯温热。九年来的第一顿安心饭，她吃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