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曾经和粟裕同级别共事的红军师长，最后居然成了双手沾满战友鲜血的叛徒？这人叫杨遇春，早年进黄埔、参加南昌起义，1932年就当上了红12军35师师长，打起仗来灵活狠辣，在反围剿战斗里立过不少功。可1933年他因不满苏区肃反政策，竟亲手杀害政委高传遴，转头就叛逃投蒋，之后还多次带国民党军围剿红军。
杨遇春打起仗来有个极为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战术灵活狠辣，极其擅长游击战与运动战。他脑子转得飞快，绝不和装备精良的敌人死磕硬拼，总能利用苏区复杂的地形，出其不意地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创。因为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屡建奇功，他的晋升之路如同坐上了火箭。到了1932年，年仅二十多岁的杨遇春，就已经被正式任命为红12军第35师师长。
大家可以稍微代入一下当时的背景，那个时候的红军师长含金量极高，统领着成千上万的精锐子弟兵。可以说，只要他顺着这条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撑过后来最艰难的长征岁月，建国后的开国将帅名录里，绝对会有他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3年前后，苏区内部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由于当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影响，这场运动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十分严重的扩大化问题。许多忠诚的革命同志遭到了无端的怀疑、审视甚至冤屈。
恰巧在那个要命的节骨眼上，杨遇春的老家瑞金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查田运动。杨遇春的家庭出身并不好，家里有田有地，按照当时的划分标准，直接被定性为地主富农阶级。在那种近乎狂热的社会氛围下，他的父母和家人因此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清算，家产被全数没收，家人也遭遇了不幸。
老家传来的连串噩耗，成了压垮杨遇春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心中的怨恨迅速发酵，彻底转化成了一种极度扭曲的报复心理。他觉得既然这支队伍让他的家庭家破人亡，那他干脆就彻底背叛这支队伍。
想叛逃，可没那么容易。杨遇春心里很清楚，自己必须弄到一份让蒋介石信服的“投名状”。他把罪恶的目光，投向了和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
当时担任红35师政委的，是极其优秀的政工干部高传遴。高传遴对党绝对忠诚，工作能力极强，在全师指战员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杨遇春深知，自己想要带着部队成建制地叛逃，高传遴绝对是面前最大的阻碍。只要政委还在喘气，队伍就绝对带不走。
1933年的一个漆黑夜晚，杨遇春终于撕下了最后的伪装，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利用师长的最高身份作掩护，悄悄叫来自己的几名死心塌地的心腹，趁着夜色摸进了高传遴的住处。可怜高传遴政委，当时还在为革命事业日夜操劳、伏案工作，根本没有任何防备，做梦也想不到平时并肩作战、同吃同住的搭档会对自己痛下杀手。
杨遇春残忍地亲手杀害了高传遴政委，连同闻讯赶来的警卫员也一并开枪杀害。鲜血染红了苏区的土地，也彻底斩断了杨遇春所有的退路。
犯下滔天大罪后，杨遇春自知无法面对剩下的红军将士，连夜趁乱逃离苏区，头也不回地投奔了国民党阵营。
投奔国民党后，蒋介石对这个主动送上门、且带着红军高级将领光环的叛将自然是喜出望外。杨遇春立刻被委以重任，很快就当上了国民党军新编第37师师长等重要职务。
为了向新主子证明自己的“忠心”，杨遇春毫不犹豫地调转枪口，多次带领国民党军队疯狂反扑苏区，残酷围剿曾经同生共死的红军战友。他太熟悉红军的战术体系、行军路线和根据地地形了。这种知根知底的叛徒，给红军造成的危害往往比普通的国民党将领还要大得多。他在苏区外围疯狂作恶，制造了诸多流血事件，完完全全沦为了一具反共的冷血机器。
不过，人生的剧本总是充满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复杂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个背负着红军战友血债的叛徒，居然在抵御外侮的抗日战场上也留下过一段非常特殊的履历。
1938年，江西战局吃紧，庐山沦为一座孤岛。杨遇春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江西省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全权负责庐山的防务。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和严密封锁，杨遇春重新拿出了当年在红军队伍里学到的看家本领——游击战。他利用庐山险峻的地形，频繁组织突击队下山偷袭日军，破坏日军的交通线。他神出鬼没的战术，一度把日军折腾得狼狈不堪。日军气急败坏，甚至请出英美籍的海军舰长上山劝降，许以高官厚禄，均被杨遇春严词拒绝。他带领残部在绝境中坚守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接到上峰命令才突围撤离。
客观来讲，他在民族大义面前确实做了一点贡献。但在历史的天平上，功过永远无法简单相抵。他在抗日战场上的英勇，洗刷不掉他背叛信仰、杀害战友所犯下的深重罪孽。
时间来到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杨遇春深知自己罪恶滔天，留在大陆绝对只有死路一条，于是跟着蒋介石残部夹着尾巴仓皇逃到了台湾。
到了台湾之后，他混迹于军统体系和警政系统之中，历任省保安总队长、内政部警政署副署长等职务。直到1977年左右，他才从副署长的位置上安然退休。1989年，这个满手血污、一生经历极度复杂的历史人物在台湾病逝，活到了80岁高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