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0月8日，身在台湾的蒋介石接到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电报里表示，中国大陆的翻译员周鸿庆在访问日本时，突然逃到苏联驻日本大使馆。 1963年10月8日，台北士林官邸的电报房收到一封来自东京的加急电报，电报内容很短，却让正在处理公务的蒋介石立刻停下手中的事。 电报明确说，大陆油压机械代
事情的源头，还得倒回到几天前的日本东京。当时，大陆方面派出了一个规格不低的油压机械代表团前往日本进行技术交流。在那个特殊时期，能够获得公派出国机会的人员，必定经过了层层严格的背景审查，政治素质理应绝对过硬。周鸿庆作为代表团的随行翻译，平日里看着安分守己，任何人都没察觉到他内心深处泛起的波澜。
10月7日的深夜，代表团的访日行程已经全部结束，大家正在东京王山饭店休息，准备次日启程回国。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周鸿庆趁着夜色掩护，悄无声息地溜出了饭店。他连随身行李都没拿，一路狂奔，最终的落脚点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跑到了苏联驻日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纳闷，既然想跑，为什么要去苏联大使馆？要理解这个举动，必须结合1963年极其特殊的国际大背景。当时的国际舞台上，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周鸿庆大概率盘算着，跑到关系紧张的苏联人那里去，对方肯定会张开双臂欢迎这个“投诚者”。
现实往往比剧本更具戏剧性。苏联人看着这个半夜翻墙进来的不速之客，心里直犯嘀咕。莫斯科方面虽然和北京在吵架，却绝对不愿为了一个普通的翻译员彻底撕破脸皮，把双边关系推向绝境。苏联驻日使馆经过紧急磋商，做出了一个极为老练滑头的决定：直接把周鸿庆移交给日本警方。
这个烫手山芋，就这样硬生生地塞到了日本政府的手里。
消息传回台北，蒋介石立刻精神大振。在两岸严重对立的时期，如果能把大陆公派代表团的成员弄到台湾，无疑将是一次极其巨大的宣传胜利。台北高层立刻下达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把周鸿庆接到台湾。 台湾驻日的代表张厉生接到指令，倾巢出动，开始对日本外务省进行高强度的政治施压。
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也迅速作出了强硬反应。代表团负责人立刻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明确要求日方必须保证周鸿庆的人身安全，并立刻将人完好无损地遣送回国。小小的一个翻译员，瞬间变成了各方势力激烈博弈的暴风眼。
当时主政日本的是池田勇人内阁，正值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池田勇人推行“政经分离”政策，一方面在政治上紧随美国步伐，继续维持与台湾的所谓“邦交”；另一方面，日本财界迫切需要大陆的原材料和市场，刚刚通过民间人士廖承志与高碕达之助的努力，建立起半官方的“LT贸易”机制。周鸿庆事件犹如一颗政治炸弹，直接扔进了池田内阁的后院。把人交回大陆，台湾方面绝对会大闹天宫；把人交给台湾，刚刚起步的中日民间贸易渠道必将彻底崩盘。
日本警视厅将周鸿庆暂时安置在麻布警察署，随后又将其转送至东京出入国管理局的收容所。正是在这间狭小的收容所里，周鸿庆的心理防线迎来了最残酷的考验。
起初，面对日本官员的询问，周鸿庆显得极度恐慌，他曾口头表示自己想去台湾。这也是台北方面起初兴奋异常的根本原因。依照当时的国际惯例，日本政府决定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为了彻底确认周鸿庆的想法，日方允许大陆和台湾的代表分别与他进行当面沟通。
这毫无疑问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心理战。台湾方面派出了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隔着铁窗向周鸿庆许诺各种高官厚禄，描绘着只要去了台北就能拥有的荣华富贵。大陆方面则派出了代表团的同志以及当地的爱国华侨，隔着探视窗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大家反复向他讲明政策，只要愿意回头，一切既往不咎，国内的妻儿老小都在眼巴巴地盼着他平安回家。
普通人在遭遇这种级别的极限施压时，精神状态往往极度脆弱。周鸿庆本身就处于极度的恐惧和迷茫之中，面对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轮番轰炸，他的神经彻底崩溃了。在收容所里，他开始绝食抗议，甚至在极度绝望中打碎了水杯，试图用玻璃碎片割腕自杀。所幸看守人员发现及时，将他强行送入医院抢救，才勉强捡回了一条命。
在医院病床上的那几天，成为了周鸿庆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出院后，他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周鸿庆向日本官员斩钉截铁地表示：自己后悔了，要求立刻返回中国大陆。
这个猝不及防的反转，让台北方面彻底乱了阵脚。台湾官员跑到日本外务省拍桌子抗议，甚至在背后组织人员到日本街头举行抗议集会，试图通过制造混乱强行把人抢走。蒋介石在台北更是怒不可遏，认定日本政府在暗中搞鬼，有意偏袒大陆方面。
有了周鸿庆本人白纸黑字的亲笔声明，日本政府终于有了摆脱困境的完美法律依据。池田勇人内阁顶住了来自台北的巨大压力，决定依法放人。经过长达三个月的拉锯战，1964年1月初，周鸿庆终于在多方护送下，登上了返回中国大陆的客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