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高邮解放。十几名地下党曾经被枪毙，组织认定他们已牺牲，谁知，几天后，却发现大家竟然都活着。

这桩"死人复活"的奇事，说到底是两个人的选择，在同一个雪夜撞到了一起。

一个是高邮地下党骨干黄益民，另一个，是奉命行刑的国民党整编第四军90师268团副团长张我疆。

先说黄益民这边。1942年前后，苏中区党委秘密派人潜入高邮，黄益民和高春兰、郭广富以商人、教师身份做掩护，上下级单线联系，横向互不知情。

这套规矩看似笨拙，却是地下党在敌占区活下去的底线——谁也供不出谁不知道的人，往后狱里那场硬扛，根子就在这里。

1948年冬，一名外围联络人受刑不过，供出据点，黄益民等十几人一夜之间全部落网。鞭子、烙铁轮番上阵，皮肉焦糊的气味弥漫在审讯室里。

审讯员对着高春兰冷笑："你一个女人，何苦呢？"她不答一句。黄益民咬牙想，等死是死，不如拼一次——他和郭广富以京剧唱腔为暗号，秘密约定趁夜越狱。

计划刚定，被人捅了出去，这一次刑罚更重，可所有人的嘴比之前更紧。

讲真的，换成谁，挨到这份上也该垂头了，可这帮人偏不。

1月18日深夜，冰雪压城，街上只有溃逃的脚步声。

国民党第51军、第41师守不住高邮，仓皇南撤，临走前把十几名"死刑犯"五花大绑拖出来随队带走。

行刑令在押解途中已经下达，枪声断断续续在黑夜里响起——子弹却没打在人身上。

原来，张我疆事先交代押解士兵：走远一点，朝天放两枪，让他们散。这位军人黄埔五期出身，扛过枪打过日本人，死人见得多了——他清楚这一仗已经到头，再添几条命，挽不回什么。

士兵们一路依令而行，枪声惊得乌鸦满天飞，那十几个人悄悄散入夜色。

高春兰半道走不动，跌倒在地，喊出一句："要杀就杀吧！"两声枪响传来，旁人心都揪紧了——那两枪，打在了天上。

夜深，张我疆最后叫开押解处的门，说了一句："蒋介石完了，中国人没必要再杀中国人，你们走吧，往北走。"

鲁迅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张我疆那一夜未必想得这么远，但枪口抬高的那一瞬，他做的，正是这句话的另一种写法。

三天后，黄益民他们摸回高邮城外，衣衫破烂，伤痕未愈，城已经变了天——红旗挂起，万人涌上街头。

军管会的干部见到他们，愣在原地："你们不是……？"名册上那几个名字，前几天才盖了"牺牲"的公章。

谁能想到，他们刚喘口气，第一件事不是诉苦，是被立刻派去复核城防图。城里哪有碉堡、桥宽几米、河深几许，全凭脑子里那份记忆，一笔一笔补进军管会的地图。

死里逃生留下的记忆，成了接管一座城市的底图。短短几天，全城接管完毕，街坊户口一一登记，顽化分子陆续缴械投降。

张我疆随军南撤后被俘，进了审查名单。黄益民等人联名作证，把那夜"朝天放枪"的经过原原本本说清楚，他在五十年代获得特赦。

晚年，他对来访者只说了一句："那一夜，我不打算救命，我只是想留下点人情。"

那年高邮的雪化得很慢，有人庆祝胜利，有人刚从死人堆里走回来。

组织见到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同志，回来了，就继续干吧"——那些在黑夜里咬牙撑过来的人，难道不正是让"解放"这两个字有了真实重量的人吗？
寻找时代的“笔杆子”
文章来源：《高邮县志》、《苏中解放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