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许世友将军的警卫连长去上海出差，和一男人擦肩而过，军人的警觉，让他猛然一凛“日本特务”，他急忙转身去追，可茫茫人海，哪还有此人的身影。
 
 
1957年，许世友将军的老部下徐永卿去上海出差，他当时在福州一家鱼肝油厂当副厂长，办完事坐上26路电车准备回去。
 
 
车子晃晃悠悠经过虹口三角地菜场，他无意间往窗外一瞥，一个穿白色汗衫、挎着竹篮的男人从车边走过。
 
 
竹篮把手上搭着几根茭白，看着就是个普通买菜的上海人。
 
 
可就是这张侧脸，让徐永卿后背一凉。
 
 
他认出了这个人，十几年前在济南铁路局，一个叫河下谷清的日本工程师，口口声声反对战争，说自己在中国吉林出生，对这片土地感情很深。
 
 
当时十八岁的徐永卿在铁路局做地下工作，暗中收集日军情报。
 
 
河下谷清不仅帮他在火车站门口贴过抗日标语，还出钱给八路军捐物资，甚至张罗了一个“中日反战青年联盟”。
 
 
可这一切全是伪装。
 
 
河下谷清是日本特务机关专门培养的职业间谍，从北平宪兵学校受训毕业后，被派到济南特高课，专门渗透地下组织。
 
 
那些被他拉进反战联盟的年轻人，被他以“去根据地联系中共”的借口骗出去，送进了日本宪兵队，不少人丢了性命。
 
 
他还用花言巧语劝降了国民党少将陈毓堂，让对方带着上千人当了汉奸。
 
 
1943年，河下谷清摸清了徐永卿的真实身份，把他出卖给了宪兵队。
 
 
徐永卿被抓后趁看守不备夺枪跳车，一路逃到胶东，加入了许世友的部队，当过一段时间的警卫班长。
 
 
抗战结束后，徐永卿一直以为河下谷清回了日本。
 
 
可眼前这个擦肩而过的人，分明就是那张脸，还带着地道的上海口音。
 
 
电车已经开过了菜场，他赶紧叫停跳下去，跑回去找了一大圈，人却不见了。
 
 
徐永卿心里清楚，光靠自己抓不住这个人。
 
 
他刚好要路过南京，决定去找当年的老首长许世友。
 
 
到了南京，他打电话给军区警卫处，说有个老部下想见许司令。
 
 
许世友一听是徐永卿，立马高兴起来——这小子，不就是当年那个会打少林拳的警卫班长吗？当天晚上，许世友把人接到中山陵八号的家里，摆上茅台，边喝边聊。
 
 
酒过三巡，徐永卿放下杯子，脸色沉重地说，老首长，我还有一件事要汇报。
 
 
他把在电车上那一瞥完完整整说了出来，最后咬着牙说：那个人绝对就是河下谷清，我不会认错。
 
 
许世友听完闷了一杯酒，拿出钢笔把所有细节问了一遍，连夜让徐永卿写了七页纸的材料，亲笔批注后加盖公章，派人寄给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
 
 
他还专门打电话过去催促。
 
 
柯庆施当天批示，让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立即调查。
 
 
黄赤波把案子交给了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吴一竹。
 
 
吴一竹先去福州找徐永卿当面核实——穿什么衣服，手里拿什么东西，全记了下来。
 
 
然后他带人在三角地菜场周围几里内走访了四十多天，把弄堂、小区、农贸市场翻了个底朝天，却毫无线索。
 
 
就在专案组犯难的时候，三封举报信几乎同时送到公安局。
 
 
一位姓樊的铁路老工人说，自己在上海电气旧货市场一家修理电器的小店里，看到了一个很像河下谷清的人，但那人自称叫尤志远，讲一口地道的上海话。
 
 
另一封来自杨浦区纺织厂的老工人，说抗战时在一家日本纱厂见过这人，当时化名大山冈。
 
 
还有一位印刷工人回忆，当年自己被带去给日军印假钞票，河下谷清就是幕后操纵者。
 
 
专案组立刻锁定那家电器铺子，蹲守了好几天。
 
 
河下谷清潜伏十年，变得格外小心，可一连几天没发现异常，就收拾东西关了铺子，买了一张去北方的火车票。
 
 
火车刚离开上海北站，开到市郊安亭时，几个便衣侦查员一拥而上，把他按在座位上。
 
 
他愣了几秒，低声说了句：怎么是你们。
 
 
审讯结束后，河下谷清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关在提篮桥监狱。
 
 
徐永卿在福建得知消息后长吁一口气——那个害死了无数同志的人，终于有了该有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