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章太炎在《苏报》上对慈禧破口大骂。慈禧大怒，要把他处死。然而章太炎却提前躲进了租界不出来，最后慈禧便想了个歪主意对付他。


1903年的上海，公共租界的马路上已经跑着有轨电车，洋行的玻璃窗擦得锃亮。但在张园附近的爱国学社里，四十四岁的章太炎正拍着桌子骂人。


他身材不高，一口浓重的余杭口音，讲起话来却像一把钝刀子，专挑痛处割。这一年的春天，康有为于海外仍大肆鼓吹“保皇”之说。


章太炎义愤填膺，挥就《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旋即投至上海《苏报》。文章里，他把光绪皇帝直呼为“载湉”，痛斥其“小过，不辨菽麦”；


又矛头直指慈禧太后，把大清廷骂了个狗血淋头。紧接着，他又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白纸黑字地喊出“革命排满”。这些文字就印在《苏报》上，从上海公共租界发往全国各地，一时纸贵。


一纸文章，捅破了天。消息传到北京，清廷震怒。据说慈禧太后气得够呛，上谕直达两江总督府，务必将“逆犯”章太炎、邹容“严密查拿，切实讯问”。


按大清律，这等“污蔑宫闱、煽动谋反”的罪名，足够凌迟处死，株连九族。问题卡在了上海的地界上。章太炎讲学之所爱国学社，与《苏报》馆皆位于公共租界。


两处虽在租界之地，却于彼时承载着别样的文化与爱国使命。这块地方归工部局管辖，巡捕是洋人，清政府的捕快连大门都进不去。


1903年6月，上海道台袁树勋硬着头皮与各国领事交涉，要求引渡人犯。他得到的答复冰冷而直接：这是租界，按条约与惯例，政治犯不予引渡。


洋人的逻辑很简单——今日把“革命党”引渡给你们砍头，明日你们是不是要进租界抓任何人？


清廷眼巴巴看着章太炎就在上海，却死活够不着。6月30日，租界巡捕房到爱国学社拿人。章太炎非但没躲，反而指指自己的鼻子：“章炳麟便是我。”


说完跟着走了。随后邹容也自动投案。两人被关进租界巡捕房，而非清朝的大牢。清政府要杀他，够不着；想引渡，洋人又不答应。那把大刀在租界外头悬着，成了个笑话。


眼看“凌迟”变“没辙”，清廷急得团团转。硬闯不行，引渡不成，慈禧太后和朝中重臣想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歪主意：既然你们洋人认法律不讲交情，那就在你们的法庭里告他，按你们的规矩治他的罪。


堂堂天朝，在自己的国土上抓一个书生，抓到了竟然还不能直接砍头，反倒要像生意纠纷一样，请个外国律师，在洋人的法庭上按西洋法律辩论是非。


清廷委派上海县知县汪瑶庭等人充当原告，又花重金聘请了英国律师古柏，控告章太炎、邹容“污蔑朝廷、妨害治安”。


一个专制帝国，被迫放下身段，在自家门口的“国中之国”里，用洋人的法典来审判自己的“逆犯”。


官司从1903年底拖到1904年5月。章太炎在狱中倒是气定神闲，他的文章早就传遍了海内外，此时已不再是普通的教书先生，而是一面“革命”的旗帜。


清廷的本意是要借洋人的手除掉这颗眼中钉，可一旦进了法庭，事情就由不得它了。洋律师、各国领事、工部局、海外华文报纸，多方目光盯着，清廷想定个“死罪”根本行不通。


1904年5月21日，额外公堂宣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动用了外交渠道，甚至不惜放下身段走洋程序，最后只换来三年监禁。更讽刺的是，这场审判让章太炎的名字响彻全国，《苏报》案成了革命党最好的广告。


原本只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流传的革命思想，经过这么一闹，连市井百姓都知道有个“章疯子”，敢指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鼻子骂娘，而且骂完还能活着。


1906年，刑满出狱那天，同盟会早已派人在巡捕房外等候，当天便将他送上开往日本的轮船。


回过头看，清廷那个“歪主意”不仅没能挽回颜面，反而把自家的虚弱暴露得干干净净。


一个连本国“逆犯”都无权审判的朝廷，一个在自家领土上要看洋人脸色行事的政府，其合法性在《苏报》案的闹剧中被消解殆尽。


章太炎用三年牢狱换得了革命道义上的全胜，而清廷得到的，不过是一地鸡毛。租界的那场审判，终究没能挡住革命的洪流。


几年后，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终结了这个让章太炎骂了无数次的王朝。而那个关于“歪主意”的笑话，则永远留在了1903年的上海滩。


信息来源：风雨百年“苏报案”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