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地下党被判死刑，临行刑前去上厕所，看守意味深长地说："早去早回"，地下党心领神会，扛起一块板子，支到了厕所墙壁上……

主要信源：（梁平区博物馆——梁平党史人物故事 | 鞠躬尽瘁为伟业 隐蔽战线写丹心——记中共梁山县委（特支）第一任书记范纪曼）

1949年春天，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里，一个男人正等着被枪毙。

他叫范纪曼，表面上是国民党国防部少将专员，实际上是中共潜伏多年的地下党员。

明天一早，他就要被处决了。

晚饭时分，看守端来一桌酒菜。

这是死囚上路的规矩，最后一顿。

范纪曼也不客气，抓起筷子就吃，端起碗就喝，脸上看不出半点害怕。

几个看守站在旁边看着，心里反倒有些发毛。

前线国军一路败退，上海眼瞅着就要解放，明天的事谁说得准。

眼前这个等死的人，说不定哪天就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

吃完饭，范纪曼突然捂着肚子说要上厕所。

几个看守对视一眼，其中一个轻声说了句“早去早回”。

范纪曼心里一动，这话听着不对劲。

他快步走进厕所，眼睛飞快扫了一圈。

厕所紧挨着监狱围墙，墙上有个通风口。

他搬起一块木板斜着架在墙上，踩着木板攀上去。

墙顶上嵌着碎玻璃碴子，手刚撑上去就被割得鲜血直流。

他咬着牙翻过墙头，落地时腰猛地闪了一下，疼得他差点叫出声。

但他顾不上这些，一头钻进修道院旁的树丛里，忍着腰痛拼命往前跑。

身后没有追兵的脚步声。

范纪曼后来想了很多年也没想明白，那天晚上为什么跑得这么顺当。

有人说可能是看守故意放水，给自己留条后路。

也有人说看守里头可能就有自己人。

但不管真相是什么，他活下来了。

范纪曼这辈子，死里逃生不止这一回。

他出生在四川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念书识字，十九岁接触马列主义，二十岁加入共产党。

北伐时期他活跃在第一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转入地下。

因为组织群众运动太积极，被当地军阀盯上，组织只好把他调到重庆。

在重庆，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彭雅萝。

1930年，叛徒出卖，范纪曼第一次被捕。

敌人在他身上用了三个多月的刑，他一个字没吐。

后来党组织把他保释出来，但他和组织也断了联系。

为了找组织，他和彭雅萝一起考入北平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寻找线索。

他精通英俄两种语言，写得一手好文章，还加入了左联，出版过进步诗集。

九一八事变后，范纪曼带着五千多名学生去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抗日。

队伍走到丰台火车站，铁路部门不让上车。

范纪曼带头躺在铁轨上，一躺就是三天。

消息传到南京，宋庆龄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都知道了这件事。

史沫特莱写了一篇报道，把国民党消极抗日的事捅到了国际上。

因为翻译能力出众，范纪曼被军统北平站长陈恭澍看中，请他帮忙翻译重要文件。

范纪曼将计就计，一边翻译一边偷偷复制。

这些文件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全是蒋介石和日本人暗中往来的密件。

他把复制件交给组织，为八路军根据地的开辟提供了重要情报。

半年后，他又被叛徒出卖，第二次被捕。

这次是彭雅萝拼了命把他救出来的。

抗战爆发后，范纪曼潜伏在上海，开了一家文具店做掩护，店里藏着电台。

他搜集了大量日军军火采购的情报，但因为同志暴露，被日本宪兵队抓了进去。

这是第三次。

保释出来后，组织调整策略，让他打入国民党内部。

他以伪造的履历通过了陈诚的审查，成了国民党国防部的少将专员，专门负责翻译国际军事文件。

这个位置让他接触到了大量核心机密，他源源不断地把情报送到组织手上。

解放战争期间，范纪曼利用职务之便，把国民党军队的调动部署、武器装备、后勤补给等信息一一传递出去。

他还秘密印刷了八十份《新华日报》，分发给上海的上层民主人士。

但这些动作也让他引起了特务的注意。

1949年初，好友沈寒涛向特务告发了他。

范纪曼第四次被捕，关进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

这次特务没打算留活口。

前线兵败如山倒，国民党撤退前要大肆屠杀政治犯，范纪曼的名字就在名单上。

行刑前一晚，他借口上厕所，从厕所翻墙跑了出去。

那堵墙上的碎玻璃把他的手掌割得血肉模糊，翻墙时还把腰闪了。

但他硬是拖着伤体，一路躲躲藏藏，最终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新中国成立后，范纪曼继续在岗位上工作。

他后来写过回忆录，但始终没有解开那个谜：

那天晚上，看守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放他去上厕所。

有人猜是看守里有地下党，有人猜是看守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真相到底是什么，没人说得清。

1990年12月6日，范纪曼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

他这一辈子，五次被捕，四次越狱，在敌人的心脏里潜伏了几十年。

每一回都像是在刀尖上走路，但他每次都走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