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6岁的程潜病逝，他49岁的遗孀带着6个尚未成年的女儿，战战兢兢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把国家分配的大洋房交还，并停发高额生活费。毛主席看完信后，大笔一挥直接批示：“第一点我不同意！”
 
1968年4月，北京，49岁的郭翼青攥着一封刚写完的信，指节发白，六个女儿像受惊的雏鸟，紧紧围在她膝前。
 
就在四天前，86岁的程潜因病逝世，这位国民党元老、曾率部在湖南和平起义的陆军一级上将，走得不平静，郭翼青翻看着丈夫遗物，衣领内侧还留着1963年给他祝寿时蹭下的墨痕——那年程潜拄着拐杖去中南海，给毛主席写了12首律诗。
 
可那个会写诗的人，已经不在了。
 
如今只剩一家大小和那幢耗资巨大的宅院，程潜生前任湖南人民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按规定配有大房子。
 
可他一走，高额房租水电压得孤儿寡母喘不过气，郭翼青一生怀过16次孕，只养大6个女儿，最大的程熙刚毕业，最小的程丹才7岁，巨大的生活开支让这个家庭瑟缩发抖。
 
全家人商定，由大女儿程熙执笔，将两桩心事工整写下：房子太大住不起，恳请换个小点的，另请中央安排一份工作，信送进中南海。
 
谁也没想到，三天后回信就到了，牛皮纸信封上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鲜红大字，拆开后，字迹苍劲，开门见山：“第一点我不同意。孩子还小，房子是家，不能动。生活我托人安排。”
 
郭翼青读了一遍又一遍，眼泪扑簌簌砸下来，她没想到这件事竟惊动了主席，1952年这院子就是主席亲自批的，六棵石榴树是程潜亲手栽下的，六个女儿在树下一天天长大。
 
主席不是不懂柴米油盐，他只是不忍让还没擦干眼泪的孩子，在失去父亲之后再失去家的形状，他不同意换房。
 
更让郭翼青意外的是，“安排”来得很快，毛主席特批：每月120元生活费给郭翼青，五个读书的女儿每人每月20元，加上大女儿程熙20元工资，每月共240元——在那个工人月薪三四十元的年代，这是极高的体恤。
 
半个月后，周总理的秘书登门，告诉程熙：“主席让你去故宫文物修复组，先学裱画，再转正。”
 
多年后，程熙在故宫修复古画，常遇见毛主席，一次她正修补《千里江山图》，主席走过来，指着石青颜料说：“这色是你爸当年在湖南见过的，他最爱说‘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程熙鼻子一酸，低头继续裱画。
 
那一刻她才明白，那两个请求背后，不仅仅是孤儿寡母的卑微求全，更是两个深谙家国天下的男人，用无言的默契，将最后一份体面与温情留给了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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