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完辣椒水，敌人拍了拍她鼓胀的肚子，笑着说“再灌点”，然后抄起棍子猛击下去。

屋子里安静了几秒，敌人以为她会惨叫、会求饶、会崩溃但她没有，她死死咬住嘴唇，连哭泣的声音都没发出来。后来这份震惊变成了恐惧，他们面对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赵一曼被捕时30岁，身高1米6，体重不到90斤，这个数字放在今天，连健身房的体脂秤都会报警。

但在1935年那个冰冷的冬天，这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九个月的时间让日本侵略者见识到了什么叫真正的硬骨头。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白花镇一户地主家庭，她的父亲李鸿绪曾捐过监生功名，后来自学中医，在当地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李家六个女儿三个儿子，她排行第七，街坊邻居都叫她“七姑娘”，8岁那年，她被送进私塾读书，原本可以像那个年代大多数女子一样，嫁人、生子、相夫教子，平安度过一生。

但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她的大姐夫郑佑之，是中共川南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郑佑之带她读《新青年》，给她讲反帝救国的道理，把这些新思想的种子一颗一颗埋进她的脑子里。

1923年她加入共青团，三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她考进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就是黄埔军校的武汉分校，成为中国军事院校招收的第一批女学员之一。

1927年秋天，党组织派她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去苏联的船上，她认识了一个叫陈达邦的同学，两人后来结为夫妻。

1929年1月，她在湖北宜昌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宁儿”，那时候的她还不知道，和儿子拍的那张母子合影，将是这一生留给孩子的最后一张照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化名“赵一曼”，被派往东北抗日前线，在哈尔滨，她领导电车工人大罢工，逼得日伪当局不得不答应工人条件。

在海伦地区，她率领200人的队伍击溃伪自卫团500多人，当场击毙伪团长，日本人恨她恨得牙痒痒，伪满报纸称她“红装白马驰骋哈东”，战士们叫她“我们的女政委”。

1934年，组织上考虑到她患有肺病，想把她调回城市休养，她拒绝了，坚决要求去珠河抗日前线。

赵一曼所在的部队在春秋岭被日伪军包围，突围过程中她身负重伤，右臂贯通伤，左股骨粉碎性骨折。在零下20度的严寒里，她被藏在一户农户的草垛中，最终还是被汉奸告了密。

昏迷中被俘时，她身上有多处枪伤，左腿大腿的骨头碎成了二十多块。后来医生从她的伤口里取出了24块碎骨。

敌人的手段残忍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从喉管和鼻孔往她肚子里灌辣椒水，而且辣椒水里掺了汽油，灌完之后肚子撑得像鼓一样，敌人拍着她鼓胀的肚子笑着说“再灌点”，然后抄起棍子猛砸下去。

烙铁烧得通红，直接烫在乳房上，竹签扎进指甲缝还不够，换成了烧红的铁签，再用钳子把翘裂的指甲一片一片硬扯下来。

最残忍的是电刑，敌人专门从本土调来针对女性设计的新式电刑具，电击敏感部位，一次持续七八个小时。

据日军档案记载，她的身体“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皮肤烤焦了，嘴里吐着胆汁，下嘴唇被咬烂，大小便失禁。她确实惨叫过，连行刑的日本士兵都听得背过身去，不敢再看。

1936年8月2日清晨，赵一曼被押上开往珠河的火车，她知道这一去就是刑场，没有恐惧，没有慌张，在火车上，她从押送警察那里借来纸笔，给儿子写下了最后的遗书。

纸面上的字迹是颤抖的，但她写的每一个字都无比清晰，“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她写完这封信的时候，火车还在开。她把信叠好，交给身边的人。火车抵达珠河后，她被押往小北门外。临刑前她高唱《红旗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响起时，她31岁。

她的儿子陈掖贤，小名宁儿，直到1956年才辗转得知母亲的真实身份，那些年他一直在找妈妈，找的是一个叫“李一超”的名字，那是赵一曼刚参加革命时用的化名。

他万万没想到，银幕上那个让无数观众流泪的英雄“赵一曼”，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亲生母亲，等到真相大白那一天，他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看到母亲的遗书，用笔在自己的手臂上刺下了“赵一曼”三个字。

这笔迹跟随着他走完了一生。1982年，陈掖贤在贫困和疾病中离世，年仅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