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因当汉奸被判枪毙，被胡适等人救下，改判坐牢，49年出狱后曾决定去台湾，后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只评了一句话，改变了周作人后半生命运。**

很多人提到周作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汉奸"，但在这之前，周作人在中国文学界的名声并不小。

1918年，年仅三十岁的周作人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叫《人的文学》的文章，专门讨论文学应该写什么、为谁而写。

他的核心主张是文学要回归"人"本身，要真实记录普通人的生活，关注妇女和儿童这类过去文学里很少正眼瞧的群体，而不是沿着旧文学那套规矩继续走下去。

这个观点在当时颇有影响，和胡适从形式层面推动的白话文改革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思想支柱。

1921年1月，周作人参与发起了文学研究会，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新文学社团，十二位发起人里还有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人。

这个社团后来发展到170余人，以《小说月报》为主要阵地，在那个年代对中国文学走向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但这些，都是汉奸案爆发之前的事了。

抗战爆发后，周作人没有随大多数文人南下，而是留在了沦陷的北平，先后出任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等职。

战后被以汉奸罪起诉，1946年判处死刑。胡适联合多人四处奔走，说的理由很直接：周作人没有直接杀人放火，是文化人，学问还有用。

国民政府顶不住舆论压力，将死刑改为十四年，后来又因周作人在狱中协助保护北大财产，刑期进一步减至十年。

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出狱，彼时国共形势已基本明朗，新中国近在眼前。

周作人出狱后曾想过去台湾，连住处都托学生在那边打听好了，但最终还是改了主意，留了下来。

他给新政权写了一封约六千字的长信，措辞极为谨慎，把当年留守北平解释为保护文化的考量，认了错，也小心翼翼地请求保留住所、不再以汉奸身份对待。

1950年春，毛主席看完信，批了一句话："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这句话，成了周作人此后命运的基本走向。

1952年8月，周作人正式出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制外特约译者，每月预支稿费200元，按月交稿。彼时他已接近七旬，动作却不慢。

当年七八月间，《伊索寓言》《希腊神话》及欧里庇得斯三部悲剧率先移交给出版社。此后数年，周作人陆续完成了《安德洛玛刻》（1952年6至9月）、《伊翁》（1952年11月至1953年2月）、《海伦》（1953年3至7月）、《希波吕托斯》（1953年7至11月）等多部古希腊名作，几乎每隔数月就能交出一部大型译作。

值的一提的是，周作人翻译的《伊索寓言》，是当时市面上唯一的全译本，后来出现的其他版本大多经过了删节，在学术完整性上无法与之相比。

除古希腊文学外，周作人还校订了《源氏物语》《今昔物语集》等日本古典文学译稿，并翻译了石川啄木的诗歌集。

这批译作全部匿名出版，书面上看不到周作人三个字。他就这样埋头译了将近二十年，直至1967年辞世。

2012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学者止庵历时十五年整理编订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全书共7100页，第一至四卷即为周作人从古希腊原文直接译出的作品，那套书的面世，算是对这段翻译工作迟来的整体呈现。

一个政治上有污点的人，用后半生系统地把古希腊文明带进了中文世界，那些匿名的译稿，最终还是被后人整理出来，白纸黑字，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