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走进陕北时，全军只剩约七千人，出发时是八万六千人。这个数字本身已经足够沉重，更关键的是：他们选择停下来的那片土地，偏偏不是随机落脚，而是当时中国少数几个国民党真正管不住的地方。

为什么陕北能接住这支残军？答案要从更早的时间往前追。

刘志丹和谢子长在陕北经营革命武装，不是从长征前夕才开始的。1929年起，两人就先后打入陕西军阀部队做兵运工作。1931年，刘志丹在甘肃合水县整编了三支农民武装，拉出南梁游击队——这是共产党在陇东的第一支革命队伍。同年，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会师，1932年1月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全军七百余人。

这七百人是个起点。此后几年，红二十六军在宜君县转角镇成立，照金根据地、南梁根据地相继开辟。1934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习仲勋当选主席，刘志丹出任军委主席。到1935年初，陕甘革命根据地面积约三万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红军主力约五千人，游击队四千余人。

这片根据地在长征之前就已经存在，有政权、有军队、有群众基础。中央红军到达时，不是在荒地上扎营，而是走进了一个已经运转多年的革命体系。

但仅靠刘志丹、谢子长打下的底子还不够。1935年2月，谢子长因伤逝世，年仅三十八岁。同年，根据地内部发生了一场错误的肃反，刘志丹等人被捕，陕北红军陷入内部危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另一支队伍先于中央红军抵达了陕北。

红二十五军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出发时兵力不足三千人，平均年龄十五六岁，被称为"娃娃军"。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率这支队伍一路向西北转战，1935年8月，政委吴焕先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战斗中牺牲。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延川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

三支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总兵力七千余人。

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不只是增加了兵力，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央红军抵达之前，替陕北根据地打了两场硬仗。1935年10月1日，劳山战役，红十五军团全歼东北军一一〇师两个团及师直属队，俘敌三千余人，师长何立中阵亡。10月25日，榆林桥战役，全歼东北军一〇七师一个团，俘团长以下一千八百余人。这两仗打完，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压力骤然减轻，也为随后中央红军的落脚创造了条件。

中央红军是1935年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的。到这里时，后面还有国民党骑兵追击。10月21日，彭德怀指挥部队打了一场"切尾巴"战斗，击溃追敌骑兵，毙伤数百人，俘七百余人，缴战马千余匹。追兵被甩掉，长征最后一段路才真正走完。

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开会，宣告长征结束。

但落脚不等于安全。11月，国民党调集重兵发动新一轮围剿。11月21日至24日，直罗镇战役打响，红军全歼东北军一〇九师两个团及直属队大部，击毙师长牛元峰，俘敌五千余人，缴获枪支三千五百余支、子弹二十二万发。毛泽东后来说，这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说到底，陕北能成为落脚点，还有一个绕不开的结构性原因：国民党在这里的控制力本来就弱。陕北地方军阀井岳秀兵力少、装备差，1934年对刘志丹部发动围剿时就没占到便宜。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山梁、塬面、沟道交错，外来军队按地图走，实际上处处受制，而熟悉地形的游击队却如鱼得水。蒋介石要从南方调兵长途跋涉来打陕北，后勤和地形都是障碍，真正能形成合围的窗口期很短。

这两个条件叠在一起，才构成了陕北的特殊性：一边是刘志丹、谢子长多年经营留下的红色根基，红二十五军先期到达后又打出了军事空间；另一边是国民党在此地天然的统治短板，既无强兵，又无地利。

中央红军走到这里，不是因为陕北富饶，恰恰相反，这里贫瘠、偏僻、交通不便。正是这些让国民党不愿深耕的条件，给了一支残军重新站稳脚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