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完活，就轮到你们被机枪点名。”
一个老农，趁着日本监工转身抽烟的空档，把一个水碗递到八路军战俘张思问的手里。碗沿磕碰着牙齿，一句话，贴着耳朵钻了进来。
老农的手微微抖着，用下巴朝远处一指。河对岸。
那之前，张思问和几百个弟兄，身份只有一个：特殊工人。
军装被磨成了布条，胳膊上的“八路”臂章，早被刺青盖了过去。每天，他们在刺刀下修铁路，吃的，是刮嗓子的橡子面糊糊。
最让人脊背发凉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批人被“转移”。
工友们背地里说，所谓的“转移”，就是被拉到荒郊野外，用机枪“点名”。一个活口都不留。
老农那句话，像一根烧红的铁钎，捅破了所有人最后的幻想。
等死，还是跑？
没人说话，但眼神已经给出了答案。他们开始用眼角余光丈量哨塔的距离，用吃饭的间隙，把铁钎在石头上一下下地磨。
机会，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来了。
看守的日本兵喝多了酒，鼾声盖过了风雨声。张思问带着几个信得过的弟兄，猫着腰，用磨尖的铁钎死死抵住工棚的木板。一点，一点，撬开一道能钻过人的缝。
他们没发出一点声音，像几条泥鳅，滑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
身后，是日军的怒吼和马蹄声。
他们不敢走大路，一头扎进荆棘丛里。鞋跑丢了，就光着脚跑，脚底板被碎石划得血肉模糊，也顾不上疼。脑子里就一句话：“河对岸，就是苏联！”
饿了，就扒树皮往下咽。渴了，就喝坑里的泥水。
整整三天三夜。
第四天早上，当他们浑身是泥、半死不活地爬上一座山头时，一条宽阔的大江，出现在晨雾里。
江对岸，是陌生的土地。
那一刻，几个硬汉，抱着满是伤口的手臂，哭得像个孩子。
后来有人说，在那个命如草芥的年头，一句真话，比什么都值钱。
但说到底，真正救了他们的，是那个递水的陌生老农，还是他们自己骨子里那股子死也不认命的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