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山东归来后很不服气，觉得罗荣桓资历在分局只能排倒数第二吗？
1942年春末，鲁中野地里一场紧急会议拖到深夜，昏黄的油灯把几张疲惫的面孔映得忽明忽暗。墙角堆着缴来的日军步枪，火药味尚未散尽。屋外炮声渐稀，黎明未至，这支刚与山东纵队合流的部队正商议下一步出击方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山东分局的权力格局悄然生变。
三年前，115师翻过太行、跨过黄河，挤进胶东丘陵，留下“外来户”的第一串脚印。那时的分局里，郭洪涛是老资格，黎玉善于政工，张经武熟稔地方人脉，新来者罗荣桓却只是“挂名副手”。资历的天平倾向旧人，指挥箭头却分散成数股。日军扫荡、顽固派摩擦、各自为战的游击队，像乱麻缠住了本就贫瘠的山东沃土。会上常见的场景是：几张地图摊开，手指你来我往，却无人拍板。战机被耽误，部队挫折累积，基层连队怨声渐重。

转机出现在陆房镇。日军三面合击，包围圈一收再收。罗荣桓只带着不到两千兵力，却反其道而行，夜色里分成数股，撕开缺口。拂晓时分，部队已脱困三十里外；留下的，是二百多具日军尸体和一堆缴获。胜利消息传来，年轻政委的名字第一次在分局会上被频频提及，“外来户”三个字悄悄淡化。有人私下嘀咕：“这小个子，下手倒硬朗。”
战场上赢一仗并不难，难的是把分散多年的队伍熔成一块铁。115师与山东纵队合编前后，最棘手的并非番号，而是彼此的戒心。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罗荣桓却按下手掌：“先把仗打好，再谈谁先谁后。”这是第一句对话。几天后，他带着干部走到各团，一排排问：“兵吃饱没？”这是第二句。部队烟熏火燎的炊事棚里，他蹲在地上同二班长拉家常，告诉大家：“从今以后一个番号，一条枪线。”这是第三句。没几个月，山东纵队的灰布臂章与115师的红五星同时出现在梁山战场。那一仗，以不到一万人拔掉敌军据点十余处，缴枪上千，成为后续整编的最响亮支点。

比枪炮更危险的，是内部风声。湖西一带刮起“肃托风”，数百名基层干部被错扣“嫌疑”投入土牢。刘少奇赶来前，情况已僵到极点。罗荣桓翻遍案卷，连夜走访，逐人谈话。两周后，铁门开启，冤案平反。许多老干部红着眼圈敬礼：“还我清白，也给部队留了血。”此役虽无硝烟，却拯救了士气。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减租减息，一纸布告贴上墙，每石小麦降租三成；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粮要打条子，三个月必还。农忙时，连指导员放下步枪去扛锄头，百姓悄悄把鸡蛋塞进他背包。民心落了地，根据地从鲁西南一路扩到鲁中北，两年里面积翻倍，部队也长到十数万。
至于顽固派的试探，罗荣桓的做法耐人寻味。沈鸿烈的部队习惯夜掠民粮，罗荣桓先派人递去纸条：“不想两败俱伤，且留退路。”对方不信，继续挑事。待其第二次南下，八路军提前埋下地雷、打伏击，三日内四战四捷。沈部仓皇北遁，自此偃旗息鼓。山东抗日阵线终得一段喘息。

1942年深秋，刘少奇结束考察。行前，他在分局院里踱步良久，只留下八个字：“工作见人，资历靠边。”这番评价传到延安时，引起不少议论。有人暗自盘点资历排序：郭、黎、张三位皆是早期入党，照理罗荣桓应在队尾；刘少奇却笑言：“真要按年龄，他还排第二。”一句半真半戏，却点破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在硝烟里讲究的不是年头，而是能否救局、聚心、打胜仗。

此后，山东各路部队执行统一参谋作业，兵站线、交通线逐步规范；基层区村建立民兵自卫组织，粮秣征集与土地调剂公开唱票。到1943年，日军对山东合击的次数虽不断增加，但补给线却越拉越长，游击区、根据地呈带状连接，形同铜墙。正是这一年，罗荣桓被中央电令调往东北，留下的山东局势已稳若磐石。
回望此前动辄分裂的情形，不得不承认，资历厚薄不过纸面文字，能挽危局、能使各路人马认可的，永远是看得见的成绩。山东战场的剧变，不过四年，却足以说明一个道理：在烽火连天的年代，赢得信服最短的路径，是把一场又一场硬仗打稳，把一处又一处民心牢牢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