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回首鄂豫皖工作，徐向前谈群众称共产党为“苏先生”的往事，有何深意？
1929年6月的一个黄昏，雾气缠住大别山山脊，一支仅两百来号人的队伍踏着泥泞抵达黄安箭厂河。带队的人个子清瘦，眼神却像山里夜火，正是黄埔一期出身的徐向前。他接过当地交通员递来的地图，皱眉看了半晌，低声说出到任后的第一句话：“枪少，人心可不能少。”同行的李先念笑答：“那就从老百姓心里借力量。”
这支名为红31师的小部队远谈不上“师”。步枪多是旧货，子弹要掰开再装，士兵脚上穿的草鞋还常掉跟。第一夜露营，雨点直滴铁锅，“师长，我们只剩三十发子弹。”警卫员嘀咕。徐向前搓着湿手：“拿来给最好的枪手，别慌，山林就是咱们的枪栅。”这股淡定很快感染了士兵，也赢得了村民侧目。可群众口中却管这支队伍叫“苏先生”，他们把“苏维埃”当成某位能耐人的外乡绅士。误解虽可笑，却点明了最棘手的任务——让山民明白自己究竟是谁。

要在崎岖山地站住脚，仅靠血性不够，还得有章法。徐向前把黄埔课堂里学来的条分缕析重新打磨，结合山地特性提出“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绕；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扰”等七条游击要诀。他又拉着李先念、戴克敏，把“红军十条”纪律贴在祠堂门口：穿人家草鞋要付钱，借人家稻谷须留条……条文写得浅白，方便夜校识字不多的庄稼汉朗朗上口。没几天，村口的小学堂里，孩子们摇着脑袋念：“红军来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老大娘听了笑着说：“原来‘苏先生’不是一个人，是支队伍。”
大别山能庇护红军，靠的是山高林深，也靠四通八达的羊肠古道。国民党一个团追进山，常被迷雾困得摸不清方向；红军却把小道当成棋盘，在密林、茶坞、河谷间闪转腾挪。几个月下来，红31师不仅顶住围剿，还俘获了两百多条崭新步枪。枪口多了，部队扩编成红1师，随后又与红15军合编为红4军。兵工厂在竹林深处冒烟，被服厂的女战士夜以继日，一身藏青粗布军装逐渐取代了打补丁的长衫。最紧要的是，村口杀猪分肉的日子多了，土地分配的榜文写在墙上，称呼也悄悄改了口——“共产党人”。

胜利并不遮蔽暗流。1932年初夏，一阵“肃反”寒风刮入山谷，程训宣和戴克敏相继遇难。程训宣18岁，是本地红军女战士，也是徐向前刚娶的妻子。临别那晚，她只是去接一袋粮，却再没回来。夜幕里传来单枪声，像钉子直扎心口。之后的岁月，徐向前把岳母汪秀芝接来身边，赡养了整整四十年，却从不提那声枪响。友人偶问，他只淡淡说：“山里风大，人容易走散。”
战火并未把这份感情封存。四年间，鄂豫皖根据地面积扩至三十多个县，成为中原革命的盾牌。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麻城黄土岗成建制亮相，徐向前任总指挥，年龄才三十出头。指挥部外，山民敲锣送米送盐，小孩子跟在后面高喊“打倒土豪！”。那一夜，篝火通明，年轻的将领在火光里默默记下乡亲的名字，他懂得，这片山水才是红军真正的后方。

战争转向长征后，徐向前离开大别山，辗转川陕、大巴山、河西走廊。枪声越远，乡音却愈发萦绕耳畔。几十年后，他在北京的病房里偶尔张口，仍会冒出“柴山堡”“黄土岗”这几个地名。护士听不懂，他自己抬手比划大山的轮廓，像在摸一张褶皱地图。

1972年，汪秀芝在故乡离世，享年九十六岁。送行那天，徐向前让人备了棉被、粮票和几块银圆，叮嘱“老人家一路不缺吃穿”。有人问他为何还如此挂心，他摇头笑道：“部队走了，山里还得有人点灯。”话不多，却把情分写得透亮。
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离开人世。两个月后，亲属遵其遗愿，把部分骨灰撒向大别山深处。山谷云雾升腾，松涛轰响，仿佛当年的炮声犹在。这位曾把“枪少，人心不能少”挂在嘴边的老兵，终于与他念念不忘的土地合而为一；而“苏先生”早已在乡亲心里化作真实的名字——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