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以后驸马为何不再受宠？原来朝廷出台了几项特殊规定，让众多士族都望而却步
成化十七年深秋，京师朔风凛冽。夜色初降，值守御门的内侍匆匆递来一纸密札——皇上问：“王侍郎之次子年方十五，可为长公主择配否？”王驹愣在灯下，长叹一句：“此事千万不可轻诺。”幼子闻讯急道：“父亲，得拜驸马，岂非光宗耀祖？”王驹摇头：“你若知其中厉害，必不敢言荣。”短短数语，已把明代中期以后“驸马不吃香”的尴尬，展露无遗。
回望开国之初，朱元璋为了把持山河，喜用婚姻系住功臣。洪武九年，临安公主下嫁李善长之子李褀，一道诏书便将功与宠紧紧缠在一处。永乐年间，朱棣更是连嫁五女给武勋宿将之家，外戚集团形同护城河。那时的驸马，金盔紫袍，出入禁中，百官侧目，谁不想赶赴这场“龙门考”？

不过，皇室很快品出隐忧。仁宗执政时，边事未宁，竟有驸马卷入叛乱，朝堂哗然。宣德二年，一场选婿大典更让人心生畏惧。礼部列出“十六条尺度”：籍贯、祖茔、年岁、形貌乃至八字皆要核验，司礼监与钦天监共同把关。名义上是谨慎，实则处处防备外戚坐大。太监侯泰趁机兜售“金榜”——三千两银子便可插队，事发后虽被廷杖，却暴露了制度与人心间的缝隙。宫门再宽，也挡不住私相授受的暗流。
贪墨尚可惩治，更难的是制度本身的天花板。嘉靖朝颁行《驸马就职章程》，字字如钉：驸马入朝只授散职，多半挂个“锦衣卫指挥同知”闲衔；其父兄若为在职官员，立刻原籍养老；若家中子弟已身居三品以上，当即停俸，俟公主薨逝方得复任。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内阁巨擘，都宁肯替子侄另觅良媒，也不肯踏进这张金丝网。王驹之犹豫，便是对这套枷锁的本能警觉。

有人或许要问：朝廷给的驸马俸禄亦不菲，为什么还说“吃香”不起来？关键在于“封而不任”。明初的驸马常随军建功，宋瑛从北征归来，得封侯爵，威震边庭；可到万历时，同样披挂上朝的驸马，不过是锦衣卫校尉的虚衔，连兵权门路都被堵死。仕途一旦封顶，家族耕读世代的通天梯被锯断，再加上驸马府动辄要守礼制、受监视，哪家望族甘心自缚手脚？
永宁公主的婚事更像一记警钟。那是1579年，钦天监择出“天元甲子、五行相合”的梁邦瑞。此人祖籍山东，家底殷实，却久病咳血。婚礼方毕，头七未过，驸马撒手人寰，公主年方二十，成了孤灯寡影。史家评曰：“富室宁施金，岂保其寿夭。”可见贿选之害不只腐蚀官吏，也误了公主一生。

有意思的是，驸马不吃香并非一日之寒，而是皇权与官僚集团长期拉锯的结果。朝廷忌惮外戚掌兵，于是缩紧驸马的权力；士大夫则以回避婚聘、拖延应诏来保全家运。双方的默契，反倒让民间寒门子弟得以“上岸”。《明会典》卷三十六载：凡选驸马，洲县贡生、监生亦得自请具籍。表面看是破除门户之见，实则是权势家庭集体让步的折射。
驸马身份的庸常化，还映照出社会阶层的微妙流动。自嘉靖末年起，山东、河南、保定一带良家子弟频繁进京赴选。对他们而言，虽无爵禄远图，却可藉由公主田庄、禄米维系温饱，比起寒窗十年未必能中的科举，更似一条“捷径”。但这种升迁通道的收益与风险并存：一旦公主早逝，驸马往往也被礼部勒令守墓终身；若生育不足，则须在冷宫深巷里度过余生。有人戏言：“驸马门如同静室，外有重围，内无禄位，唯剩簪缨虚名。”

再回到王侍郎府的长夜。老父权衡再三，次日起早朝，他向嘉靖帝奏报：“犬子庸常，恐负圣眷，乞容臣仍请教养。”这样的推辞并不稀奇，殿上早有好几位大臣排队辞谢。嘉靖看在眼里，心中冷笑，却也明白，此制乃祖宗成法，稍有松动，外戚或重蹈大唐韦氏、北宋郭氏之覆辙，只得挥毫准奏。
从功臣争先，到士族退避，再到寒门踊跃，驸马这一称谓在百余年间完成了价值转换。制度的笼子看似为皇室筑堤，实则也切断了与大臣豪门的血缘纽带。明中后期内阁权相渐强，皇室势微，这条婚姻锁链的锈蚀，或许是早早被写进章程的一枚伏笔。那份密札终被王驹收于袖中，从此灰尘封存；而“驸马都尉”曾经的光环，就在众多这样的拒绝里，慢慢失了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