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彭德怀在四川担任第三副主任时，他的三位直属上级分别是谁呢？
1964年深秋的中南海勤政殿里，几张地图摊开在长桌上，西南连绵的山脉被红色铅笔粗粗圈住。那一圈线，意味着举国之力的新工业阵地——三线建设即将全面启动。冷战火药味尚在，沿海工厂一旦被封锁，内陆必须有替代基地。于是，一纸调令，很快飞向丰台西郊的军属招待所，落在赋闲已久的彭德怀书桌上。
1959年庐山会议后，这位曾在朝鲜战场横扫千里的元帅被打入政治低谷。六年之间，他没有成建制部队、不握兵权，只能在偏僻小院里养牛种菜。对许多人而言，这似乎是终点，可国家却在他与战争岁月的缝隙里，再次找到用人的理由──要在群山密布的蜀地建成钢铁、机械、军工“三位一体”的工业防线，必须有人懂战略，又能压得住阵脚。名单辗转几番，彭德怀排在第三副主任的位置。
“我能行吗？”他对来传达任命的彭真皱眉。房间里很静，只听见墙上时钟走动。彭真答得干脆：“中央相信你，你试试。”彭德怀终究点头： “那我先去干着，有问题再说。”短短数语，定下了他南下的命运。

翌年春，成都上空乍暖还寒。三线建设四川省领导小组在东城根一栋旧楼里挂牌。结构颇为有趣：李井泉任主任，程子华、阎秀峰分列一、二副主任，彭德怀为第三副主任。外人难免疑惑──昔日大军团统帅，为何要听令于旧日部下李井泉和程子华，更要配合长期在地方工作的阎秀峰？
答案藏在那幅地图后头。三线建设既是国防工程，也肩负地方经济布局，既要懂兵，要会算，还得熟知西南山区的人情地理。李井泉出身红三军团，曾在川康主政多年，对当地山河路网烂熟于心；程子华早年任红五军军长，转入政务后打交道最多的是各省计委，擅长协调资源；至于阎秀峰，资历或许不显赫，但在西北工业系统浸淫二十年，对设备选型和技术引进如数家珍。三人分掌财权、人事、技术，彭德怀则负责统筹国防需求与施工进度——几方拼图，恰可对缝。

项目伊始，难题纷至。钢轨要从千里之外的鞍钢运来，川藏线却常被塌方切断；大型机床抵达成都后，还得翻越海拔三千米的折多山才能进厂。彭德怀和李井泉商量对策，一拍即合：铁路不等，比照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法子，临时修索道，先运关键零件。工人们在悬崖上吊索前进，有人打趣：“老总，这活儿倒像当年强渡大渡河！”彭德怀听了只说六个字：“打仗就这德行。”
有意思的是，老上级与旧部下的身份对调并未造成想象中的尴尬。李井泉每逢会议先报地方物资调拨，随后把板凳往旁边一挪：“老总补充。”程子华也常自嘲：“当年我挎着马刀跟着您跑，现在反过来指挥您办公，世事真怪。”彭德怀一摆手：“岗位不同，目标一样，别磨叽，抓紧干活。”
在他们的推动下，成昆铁路迅速破土，长虹机械厂拔地而起；攀枝花的高炉一次点火成功，全国瞩目。中央多次简报里提到四川板块的提前达产，三线指挥部却依旧灯火通明。阎秀峰为抢时间，把德国设备图纸翻来覆去琢磨，熬到深夜也是常事。有传言说他与彭德怀争论设备口径，两人拍着图纸吵得面红耳赤，转身又一起赶往工地测量风向，这般场景成了蜀地建设者津津乐道的话头。

遗憾的是，1966年夏天风向突变，三线指挥部会议室里挂起了大字报。外界的喧嚣卷进高原峡谷，很多工程被迫停顿，图纸改口号，机器覆尘。彭德怀被带往北京接受审查，李井泉和程子华也受波及，各自处境艰难。两年后，成都电信专线传来简短消息：彭德怀病重。程子华沉默良久，只对身边秘书说了一句：“人还在病房，厂房炉火不能熄。”随后，他批示把钢水任务再加一班。
1974年11月29日，首钢西南分厂夜班工人刚刚交接，广播里忽然传出噩耗，那位第三副主任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有人抬头望向炼钢炉火，火映脸庞，没人说话。几个月后，攀枝花钢铁基地全年产量首次突破百万吨，统计报表寄往京城，无人再加批注。工程继续，名字留在档案角落，历史翻动，却不会删除当年那张圈住西南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