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感慨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讣告及悼词均由同一位写作高手亲笔撰写，一定很有故事吧？
1976年9月8日深夜，北京的秋风掠过中南海的琉璃瓦，怀仁堂里却灯火通明。灯下，周启才捧着厚厚一叠资料，眉头紧锁。汪东兴走进来，声音压得很低：“时间不多了，今晚务必拿出初稿。”周启才点头，只回了两个字：“明白。”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职责，外界知之甚少。它像一座看不见的枢纽，将最高层的意图凝成文字，再推向全国。手握这支笔的人往往远离聚光灯，却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写下千钧一发的句子。周启才自1950年代起就在秘书系统磨炼，熟知党史、军史、马克思主义经典，也熟悉每位领导人的治国脉络。正因如此，1975年底，当总理病情恶化，办公厅第一时间把任务交到他手里。

那一次的准备持续了八天。福建厅被临时封闭，纸张按页编号回收，电话线全部切断。深夜里，人们偶尔听见沙沙的写字声。李鑫带来修改意见时，小声嘀咕：“笔下要稳，外面风大。”周启才没有抬头，只在稿纸上添了几句对人民情感的呼应——周恩来形象在群众心中太深，悼词若少了人情味，难以服众。
周恩来逝世的那天是1976年1月8日9时57分。讣告由新华社播发，追悼大会一周后举行。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翻完终稿，合上稿纸：“保持这样吧，他一生的分量无需夸饰。”这句话没进正式记录，却让会场气氛稍微松动。悼词最后保留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对“人民总理”最贴切的注脚。

半年后，同样的剧本再次上演，只是主角换成了共和国的缔造者。8月初，医疗组的病情报告频频送到中南海，政治局不得不启动预案。汪东兴又找到周启才：“这回要更严密，不得有丝毫泄漏。”于是，怀仁堂里多了间上锁的小屋。周启才和李鑫把过去30年党代会、八次代表大会公报一字一句翻出，只为勾勒出毛泽东政治遗产的主线。
毛泽东逝世于9月9日0时10分。讣告定稿后，政治局连夜讨论悼词。会场上一度沉默，随后华国锋提出增写“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团结、要光明磊落；不要搞分裂、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损害团结”，纪登奎附和点头。有人低声提出疑问：“是否过于口号化？”叶剑英摆手：“此刻最要紧的是方向明确，字字都得站得住脚。”最终，这段后来被称作“三要三不要”的句子被写进悼词。

9月18日，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鸣礼炮、默哀三分钟、万人帽檐齐下，无一语喧哗。那是一场规模前所未有的国家哀礼，也是新旧权力交接的象征。对普通群众而言，广播里传出的悼词是送别；对政治局而言，那更像一份宣言，昭示未来的路线与边界。
细读两篇悼词，可以发现微妙的差别。周恩来篇幅较短，情感浓重，重在凝聚民心；毛泽东篇幅宏阔，条理分明，既回顾革命历史，也着意布置新任务。文字背后，是党内对历史定位、对外界预期、对自身团结的深思熟虑——每一个形容词都要经过数双眼睛的衡量，每一个判断都通向国家走向。

周启才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公开报道，但在这两次历史节点上，他的笔承接了时代重担。有人问他写作最大的压力是什么，他淡淡回应：“是时间，也是责任。”短短二十余字，却映照出那一年风雨欲来的紧张：一边是巨人的离去，一边是十四亿人的目光。
今天再翻那两篇悼词，字词或许质朴，却精准勾勒了两个不同的政治画像，也在无形中划定了后毛时代的起点。对于研究者而言，透过周启才的书桌，可以看到权力中心如何在文字里安放记忆、调度人心、铺陈未来。那盏彻夜未熄的灯，见证的不仅是告别，更是新局的悄然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