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飞虎将军坚持让已晋升国家干部的儿子去连队当兵，妻子孟瑜对此有何态度？
1941年正月初二，宝鸡北口的检查站被冻得吱呀作响，七辆挂着“医药器材”牌子的卡车排成一列。岗楼里，一个国民党少校举着手电，一遍又一遍地翻看通行证。站在最前面的中年军官微微昂首，冷风里帽檐压得极低，却遮不住那双血丝密布的眼睛——他就是龙飞虎。身后，司机小高悄声嘀咕：“科长，再拖下去，药品就坏了。”龙飞虎只回了四个字：“再等等看。”这短短一句，把焦躁按了下去，也把整支护送队伍的命运攥在手中。
被扣留整整七天后，车队终于放行。周恩来得知详情，只写了一纸电报：“飞虎表现沉稳，可嘉。”在那张薄薄的电报纸背后，是一次突围，也是一次信任。宝鸡事件多年后仍被干部们当作范例：遇阻不急躁，斗智不斗气，完成任务再解释。

回想更早的1938年10月，嘉鱼长江江面上硝烟滚滚，“新升隆”号舱面被炸得千疮百孔。龙飞虎和李克农跳入江水，浮浮沉沉近七小时才被渔民捞起。晚上，他裹着湿透的棉衣靠在篝火旁，突然大笑。李克农问他笑什么，他说：“命还在，工作还得继续。”那时谁也没想到，这份乐观要伴他度过半个世纪的颠簸。
同一时期，孟瑜正抱着刚满月的女儿躲在桂林七星岩的石洞里，洞里潮气逼人，她的膝盖疼得发木却不敢哼一声。一个老乡塞进来半块红薯，她悄悄塞给身边哭闹的女工：“你们年轻，吃点顶住。”多年以后，孟瑜落下顽固风湿，遇到阴雨就疼得站不起来。别人劝她休假，她摇头：“我在办事处打字机前坐惯了，一闲反倒难受。”

战火散去，1950年代初，龙飞虎调离重庆，先后负责过军委代表团后勤与保卫。那时正式军衔还未评定，却已是人人敬畏的“龙科长”。一次茶余，他默默翻看干部名册，突然划掉几行字。工作人员问原因，他回答：“这些名字里有我亲戚，必须避嫌。”桌子对面传来孟瑜细微的一声“嗯”。旁人听不出意味，他们却以此为默契，日后再无半点私情之举。
1961年，大儿子桂辉已是国家地质部干部。一天清晨，龙飞虎递给儿子一份空白履历表，淡淡一句：“填完，去14军报到。”桂辉愣住：“我已经是干部，还要当列兵？”龙飞虎没抬头：“干部也要先当兵。”母亲孟瑜看着父子，轻声补充：“部队不差干部，差的是能打仗的人。”同年秋，桂辉背着行囊到了滇西前沿，直到第三年才因表现调回测绘队。有关“将军儿子吃苦”的报道被新闻处退回，龙飞虎亲笔批语：“宣传不必。”

这种“不必”还体现在女婿姜燕生身上。1973年，姜燕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按资历本可留在科研所，却接到转业通知，前往皖北县城小工厂。工厂破旧，他却天天钻车床，三年后修出全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微型机床。一次饭桌上，朋友感慨他“埋没人才”，姜燕生放下筷子：“岳父常说，地方再小也需要技术。”孟瑜抬眼：“说到底，做人得有边线。”
龙飞虎身体真正亮起红灯，是1967年4月那场车祸。返程途中，吉普在山口被采石卡车侧撞，车门扭成麻花，龙飞虎头部重伤。昏迷前他抓住卫生员袖口，只吐出一句：“带回机要包。”醒来后，军医诊断颅骨裂缝、肋骨三处骨折。养伤期间，他仍用放大镜审阅后勤报告，偶尔指间颤抖，手背的旧疤与新伤交织，像一张战场缩影。

进入1980年代，中共中央开始大裁军，许多老同志为子女工作奔走。有人暗示龙飞虎：“给组织递个条子，分配就好办。”他沉默许久，说了声“散会”。会后，他把那位同志的请托信撕碎，投入火盆。火苗噼啪，映得他面庞沟壑分明。旁边年轻参谋低声问：“将军，何必自苦？”龙飞虎摇头：“规矩是给人看的，更是给自己守的。”
1999年7月1日晨，龙飞虎在301医院离世，享年86岁。病房陈设极简：一只搪瓷杯、一盒翻旧的作战地图、半截铅笔。孟瑜站在窗前，没有眼泪，只对守夜护士轻声道：“东西别动，让孩子们看看他最在意的是什么。”两天后，子女赶来，桌上那半截铅笔依旧指着一张发黄的备忘条，上面写着五个字：纪律胜过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