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他只是师长，六年后参加授衔，却意外和昔日老领导一同被授予中将军衔！
1955年9月，北京的雨停在授衔典礼前一夜，朝霞映在怀仁堂的琉璃瓦上。人们的目光追随那些闪亮的新肩章，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角落里那位中等身材、脸色黝黑的军官——田维扬。他把腰板挺得笔直，像在迎接一场迟到的检阅。
吴克华从人群中挤过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胳膊：“老田，同一条战壕里拼过命，今天咱俩并肩站队，也算圆满了。”田维扬笑了笑，没有多话，只摘下军帽擦了把汗。典礼结束，他悄悄把证章揣进上衣内袋，动作小到几乎没人察觉。
时间往回倒二十八年。1927年的湖北枣阳，稻谷刚割完，村口的祠堂却被烧成灰。田家三兄弟只剩他一人活着，父母倒在乱兵枪口下。那年冬天，他跟着镇上的赤卫队夜渡汉江，走向鄂豫皖根据地。枪托冰冷，可他觉着通体发热——那是第一次摸到自己命运的方向盘。

几年后长征途中，枪声、饥饿、雪线轮番上阵。湘江一渡，红三军团掉队后防线告急，他接手混编营，挡住了追兵三昼夜。彭德怀到阵地查看，指着被炸塌的壕沟说：“把人给我顶住就是胜利。”他点头，没一句废话。活下来的不足三成，但部队保住了。
抗战全面爆发，他已是八路军团政委。晋察冀的冬天，狼比敌人还多。他带队夜袭据点，一次夺来两座粮仓，解了根据地的燃眉之急。有人调侃他“黑脸财神”，他摆手道：“财神算不上，能让弟兄们不饿肚子就行。”

1947年冬，东北战局拐弯。林彪筹划关门打狗，锦州成了锁眼。塔山是锁舌，失之则全盘皆输。电台里传来命令：第十一师列为预备队。田维扬沉默片刻，还是领命。当天夜里，他对参谋长低声吩咐：“把突击梯队准备好，命令一到，立即顶上。”参谋长愣住：“师长，命令还没下。”田维扬盯着地图，只回了俩字：“先练。”
10月10日，锦州援敌压向塔山，炮火把海岸线烤得发红。四纵两小时内伤亡过半，吴克华急电求援。田维扬放下耳麦，向团长们简短交代：“再拖两小时，锦州就守不住，他们必须撞在我们身上。”话音未落，他抄起望远镜往前沿跑。战壕里尘土翻飞，有士兵嚷：“师长，您别上去！”他摆手：“命是借的，别怕摔。”

炮火停后，塔山依旧插着四纵军旗。那夜的海风带着硝烟味，程子华把战报摊在营灯下，指尖轻点十一师的伤亡数字：“这支队伍再撑下去，就要空壳了。”田维扬笑得苦，“壳空了还能补，人心散了可就完。”
锦州告捷，全国战局顺势南推。1949年渡江时，他仍是师长。兵临南京城下，部队只停火一宿，就被调去浙赣线追歼残敌。有人问他：“什么时候能喘口气？”他扭头望向西南方向：“天下大局未定，别急。”
1951年，他升任军长，正军级。按当时标准，这已是许多人职业生涯的封顶。可他不安稳，常往基层跑，挑出两个团练山地夜袭，又拉回去练舟桥，讲究一个“活”字。老参谋打趣：“军长还当师长用。”他摆手，“站得越高，越不能忘底牌。”

授衔前夕，组织部门征求意见，他在表格“个人期望”一栏写了四个字：服从安排。结果公布那天，同梯的师长里有人成了少将，有人成了大校，他却与老领导吴克华一道列中将。午后会议散场，他靠在楼道窗边点烟。一个年轻参谋凑上来小声问：“田将军，听说您原来想降一等？”他摇摇头：“想归想，队伍需要怎样就怎样。”
1977年6月12日，医院的病历写着“尿毒症并发衰竭”。临终前，他只提了一个要求：把那枚1955年的中将肩章放进棺里。战友守在床侧，问他还想说什么，他摆手，眼神像当年塔山海岸的夜色——静，却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