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钱学森欲接毛主席递过来的香烟，毛主席却突然收回并微笑说自力更生，这是为何呢
1960年11月的戈壁滩，风沙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弹体点火后仅数秒便偏离预定轨迹，控制棚里一片寂静。钱学森站在窗口，沙砾顺着大衣领口灌入，他却只是盯着远方残留的烟柱，轻声说：“问题不在风，是在我们自己。”
那一夜，他让技术组把残骸拆到灯下，一根螺栓的材质不达标，被高温烧成灰白色。苏联专家已离开，替换材料只能靠国内冶金厂。有人抱怨设备落后，他摆摆手：“设备落后不是理由，办法总比困难多。”
这份倔强并非戈壁才有。早在1935年赴加州理工时，他已看惯了现代工业的整齐节奏。二战结束，美国视他为“火箭鬼才”，却在1950年突然收紧闸门。朝鲜战火刚燃，美国移民局连夜搜家，800公斤笔记悉数封存。拘留所里，一个探员讽刺道：“你这脑袋，比十几个师还危险。”他只是微笑，并不回应。

五年拉锯，洛杉矶、华盛顿、甚至白宫内阁都为他的去留争吵。1955年9月，一纸换俘协议尘埃落定。抵深南的那天，罗湖桥头细雨蒙蒙，陈赓将军迎上前：“老弟，咱们缺的正是你。”钱学森摘掉帽子，朝北鞠了一躬，这一躬分量极重。
抵达哈尔滨，他率先拿出一张表格，密密写着“空气动力”“固体火箭”“卫星测控”数十项，旁注完成年限，一行小字——“条件可变，目标不变”。这便是1956—1967远景规划雏形。有人担心经费，他说：“先把方向定准，粮票慢慢凑。”
紧迫的不只有资金。1960年7月，苏联专家全部撤离，连电路图都带走。试验基地连焊锡都告急，青年工程师急得直跺脚。钱学森拍拍他肩：“他们拿走图纸，拿不走我们的大脑。”当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呼啸升空，橘红尾焰划破夜空，聂荣臻在指挥车里抖着手点烟，火光映着眼角泪花。

导弹首飞成功并未让形势轻松。中程导弹必须上马，可发动机推力、惯导系统、耐热材料，全是空白。科研楼里灯火彻夜不熄，设计图换了一版又一版。有人苦笑：“这不是走钢丝，是没钢丝也得走。”钱学森回答：“脚下没绳子，就把地当绳子。”
1964年12月26日清晨，北京空气湿冷。下午五点，罗布泊传来密电：“云-2目标命中，性能符合指标。”文件送到中南海时，毛泽东正在准备生日家宴。他放下电报，“好了，咱们的中程有了。”
夜宴菜肴家常，主席提着一盒香烟，先递向钱学森，又突然收回。“怎么？主席不让我抽？”钱学森打趣。毛泽东笑着挥手：“不是不让抽，是告诉你，这一支烟，要咱自己卷。”座中一静，随即大伙会意，笑声掺着敬意，如潮水淹过烛光。

“自力更生”早已写进文件，却在那晚成了活生生的警句。对科研人而言，它不只是口号，而是一条几乎没有退路的路。苏联的背影远去了，西方大门紧闭，手上握着的，只有艰苦年代里聚起的几百位年轻工程师和寥寥几台旧机床。
弹道计算得靠算盘推，电子管供应不上，就拆收音机顶替；耐高温材料缺失，只能试遍全国矿山的黏土。失败像沙尘暴，扑面不留情。可就在这些被一次次吹落的图纸里，终于叠出了运载火箭的骨架。

“试想一下，没有自家的火箭，连自己的天空都要靠别国许可。”一次技术例会上，钱学森把粉笔掷在黑板上，“所以，边学边干，边干边创。”那一刻，没人再提借技术援助的可能，每个人都明白，真正的老师是实验场的爆炸声。
1960年代中后期，新的计划卫星、返回舱、整流罩陆续上案。很多人回忆，那些最冷的夜里，帐篷外零下三十度，帐篷内计算尺哗啦作响。有人困得打盹，袖筒被烙铁烫出窟窿，也舍不得停手。大家心里有杆秤：导弹起飞的那一刻，也许就是国家挺起脊梁的那一刻。
不久后，酒泉第一门大型测试塔吊起银白助推器，风卷得旗面猎猎作响。红色倒计时牌归零，火光再一次点燃戈壁。呼啸声中，十年筚路蓝缕化作直指苍穹的轨迹。人们望着夜空，悄悄对身旁的同伴说：“这回，烟自己卷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