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一位留苏的青年军官学成回国。在北京，他把从苏联带回来的一份武器资料，郑重地交给了炮兵科学研究院的郑民达同志。不久，一个代号为J-203的项目上马，贺龙元帅称赞：应该给这个小东西喊万岁！
一具火箭筒能不能改变步兵的处境？放在今天看，答案似乎不难。
可在20世纪60年代初，这件事并不轻松。那时候，步兵班遇到坦克，手里最现实的反坦克武器，主要还是56式40毫米火箭筒，也就是很多老兵口中的“老40”。

“老40”不是不能用，它装备早、结构熟、生产也顺手。但它有个很麻烦的问题：有效直射距离短，大约只有100米。
战士要想打中装甲目标，就得靠得很近，战场上多往前走几十米，可能就意味着被机枪、炮火和伴随步兵盯上。这种压力，不是坐在图纸前能完全体会的。
步兵火箭筒手扛着武器往前摸，身边没有厚装甲保护，打一发之后还要转移。武器射得远一点，命中把握高一点，人活下来的机会就多一点。
改进反坦克火力，成了部队和科研单位都绕不开的问题。转折点出现在1963年。
曹刚川从苏联学习回国，把带回来的RPG-7相关资料交给了炮兵科学研究院。郑民达等科研人员看到资料后，很快注意到RPG-7的价值。
它不是简单把旧火箭筒做大，而是采用无后坐力发射与火箭增程相结合的办法。弹体离开发射筒以后，还能继续获得动力，射程和破甲能力都比老式装备更有看头。
这就等于给步兵多留了一段安全距离，过去必须接近到100米上下，现在理论上可以把距离拉到300米左右。对火箭筒手来说，这不是数字好看，而是战场上能不能从容一点、能不能再找机会补射的区别。
项目很快启动，代号J-203。科研人员没有把它当成简单仿制品处理，而是围绕弹体、发射筒、瞄准方式、加工精度等问题反复琢磨。
那时国内工业条件有限，很多环节不能照搬，必须边试边改，边打靶边找毛病。1964年8月，新40在北京进行了汇报表演。
贺龙元帅看到这个“小家伙”能打坦克，还能打到300米外，十分高兴，才说出了那句流传很广的话：这么一个小东西能打坦克，还能打300米，应该喊万岁。可军工生产不是一句称赞就能拍板。
反对声音很快出现。有人认为“老40”已经成熟，继续改进更稳；有人担心新40结构复杂、加工难度大，尤其是远距离射击时，弹道受风影响明显，精度不好控制。
这些顾虑并非没有道理。武器上战场，不能只看纸面性能。
工厂能不能稳定生产，部队能不能快速掌握，弹药会不会出问题，都是硬指标。于是，围绕新40是否继续推进，科研部门、生产单位和部队之间出现了明显分歧。
为稳妥起见，老40改进和新40研制并行推进。老40改借鉴了一些新思路，但没有完全照着RPG-7的路线走。
为了让飞行更稳定，科研人员牺牲了部分射程，把射程控制在约150米左右，以换取更容易掌握的精度。表面上看，这条路更保险，工厂熟悉，部队也不用大改训练方式，可是，150米和300米之间的差距依然很大。
前者只是比原来好一些，后者则可能真正改变火箭筒手与装甲目标之间的距离关系。到底谁更适合部队，不能靠嘴争。
J-203项目组后来在沈阳军区组织试验，从一个连的各班里挑选熟悉老40的火箭筒手，经过简单培训后，让他们直接用新40射击200米外的活动目标。结果63发命中50发，命中率达到79%。
这组数据很有分量，它说明新40不是只能由少数技术尖子操作，普通基层火箭筒手经过短时间训练，也能打出不错效果。原先关于“不好用”“不好掌握”的担心，被靶场成绩压下去不少。
孔从洲当时担任炮兵副司令，他支持新40不能轻易下马。他的态度很明确：老40改可以继续，新40也要继续，让部队在实际使用中比较。
这个决定给J-203留下了继续成熟的机会，也避免了一个有潜力的项目过早被放弃。后来，老40改曾经一度占先，生产出不少火箭筒和弹药。
但在部队使用过程中，它出现过炸膛事故，安全性受到影响。对单兵武器来说，可靠性就是底线。
一个战士把武器扛在肩上，最怕的不是打不远，而是还没打出去就出事。天平逐渐转向新40。
经过多轮改进和试验，1970年8月10日，新40正式完成设计定型，名称为1969年式40毫米火箭筒，也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69式40毫米火箭筒。
69式定型后，很快进入大规模装备阶段。当时北方装甲压力很大，我国在多地建设火箭筒和火箭弹生产能力，尤其是新疆、甘肃、吉林等地的工厂建设很紧。
很快，相关产能达到年产约2万具火箭筒、42万发火箭弹的水平。大量装备基层后，69式进入步兵班，成了很长一段时期内常见的反坦克武器。
它不只是用来打坦克，也能打工事、打火力点、打轻型装甲车辆。在山地、村镇、阵地前沿，这类便携火力有时比重装备更灵活。
后续改进也没有停止。科研单位围绕火箭弹继续下功夫，陆续定型新弹种，破甲能力提升到150毫米、180毫米等不同水平，对付当时常见装甲目标更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