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彭德怀逛公园见门口挂“休息”牌，直言我们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要遮遮掩掩？
1951年深秋，周口店外的临时会议室里，军委机关干部围坐一圈。炸裂的炉火映着面孔，彭德怀举着搪瓷杯，一句“干部要先吃苦，再谈指挥”让在座的人沉默良久。这句话后来被写进整风通报，也成了他往后十几年反对特权的注脚。
转眼到了1956年盛夏，北京午后的高温像蒸笼。忙完文件，他招呼秘书景希珍：“走，出去透口气。”两人没坐车，沿着中南海后门步行，直奔北海公园东门。护城河水光闪烁，游船桨声在远处回荡，一切看似寻常。

门口却竖着一块醒目的木牌——“休息”。看门的公安低声解释：“首长，不对外开放。”彭德怀抬头扫了空荡荡的湖面，声音压得很低：“谁让你们关门？”对方支吾：“要接待几位领导。”他眉头紧锁，“群众是主人，我们有啥见不得人？”
话未说完，他转身就走。景希珍追上来，小声劝：“要不换个地方？”彭德怀摆手：“今天不逛了。”同样的步行路线，他们穿过琉璃厂，街边老艺人仍在喊调子。回来后，他给市公安局打去电话，只有一句话：“以后别再搞这种劳民伤财的排场。”

那几年，北京常见“休息”牌。机场、车站、公园、甚至理发馆，只要首长要来，普通人就被劝离。表面上是秩序需要，实际上滋生出隐形壁垒。中央多次下文纠正，强调任何干部不得脱离群众，但惯性总在不经意间冒头。彭德怀的脾气，正是冲着这种惯性。
同样的脾气也出现在他与司机的较劲中。国防部配发了一辆簇新的“大吉斯”，按规定红旗开道，路口优先通行，司机乐得合不拢嘴。车刚开进院子，彭德怀瞄一眼便说：“换回旧吉姆车，油门别浪费。”司机不甘心：“首长，这可是标准配置啊！”他只淡淡回一句：“标准是为工作，不是为面子。”

1971年夏，他搬到西郊吴家花园休养。村里吃水靠井，雨季浑浊，旱季见底。一天傍晚，他提着马灯去井边，同村民卢兴聊了半小时，第二天把县里水利科科长叫来，三周后水管接进了家家户户。卢兴感慨：“老彭不说客套，事就办成了。”

节俭的规矩也延伸到家里。侄子彭启超探亲，穿着一套刚领的新军装，线脚尚未剪干净。彭德怀抬头看看，没吭声，晚上递过去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服。“明天穿这个。”侄子愣住：“叔，旧了点。”他瞥一眼，“还能挡风，你哥打仗时就是这身颜色。”
1974年11月29日，病榻上的他留下书面嘱托：解剖遗体，供医学研究；骨灰运回湘潭插上两支松枝即可。元旦前后，湘乡老屋前排起长队，乡亲们把自家早点端到坟前，悄声说：“这碗稀饭，还是想让老彭一起吃。”那种朴素的情分，恰好印证了当年北海门口那句反问——群众才是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