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40年，身为有夫之妇的袁竹林被日本兵掳到大本营，怀孕之后，日本兵让她躺下，随后在她肚子上放了条板凳，紧接着，一个100多斤的壮汉二话不说、坐了上去。
 
1940年的春天，江汉平原被一场大饥荒吞噬得干干净净，一个叫袁竹林的年轻女人怀里抱着刚满周岁的小女儿，站在自家破败的屋前发呆。
 
丈夫早在几个月前就跟着难民潮逃去了重庆，音讯全无，婆婆逼她改嫁，她带着拖油瓶嫁了个厨师，指望这男人能撑起这个家。
 
结果，那个厨师为了给继女找口吃的偷了餐馆的蛋糕，事情败露后，这男人卷了铺盖跑得比兔子还快，孤儿寡母，连下顿吃什么都不知道。
 
这时候，一个打扮得体的同乡张秀英踩着锃亮的皮鞋找上门来，说鄂州新开了家大旅馆，正在招工，月薪二十块大洋，包吃包住。
 
二十块大洋！这数字在那个饿殍遍野的年代，简直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袁竹林心动了，为了女儿，她必须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她把女儿托付给邻居照顾，跟着张秀英登上了去鄂州的轮船，船上还有七八个同样被“高薪”吸引的姑娘，大家都以为前方是希望。
 
船靠岸的那一刻，希望碎了，迎接她们的没有旅馆管事，只有几个端着刺刀、面色阴冷的日本兵。
 
姑娘们被像赶牲口一样赶进了观音庙，破败的庙墙拉上了铁丝网，院子里有日本兵持枪看守，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慰安所。
 
张秀英的丈夫拿着皮鞭站在门口，谁不从就抽谁，袁竹林本能地想反抗，一鞭子直接抽在她身上，火辣辣地疼。
 
她被迫脱光衣服，接受所谓的“体检”，然后被推进一间只有光板床和痰盂的小隔间，门从外面锁上，噩梦正式开始。
 
慰安所有一套残忍的规矩，每天早上军医检查，发现有病的女人会被直接拖走，据说大多被活埋，为了防止疾病传播，规定必须使用避孕套。
 
但讽刺的是，袁竹林因为是“干净的新货”，日本兵为了“尽兴”，偏偏故意不使用，几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被军医发现，在慰安所的规定里，怀孕绝对不允许，因为会影响“效率”。
 
某天，两个日本军医把她拖到屋外的泥地上，泥地冰冷刺骨，满是污垢，几个日本兵抬来一条沉重的长板凳，直接把板凳横压在袁竹林隆起的小腹上。
 
紧接着，一个体重近两百斤的日本兵狞笑着上前，在军医和同伴的注视下，他抬脚踩上板凳，然后整个肥胖的身躯猛地坐了下去，一声凄厉的惨叫从她喉咙里迸发出来，随即戛然而止。
 
温热的鲜血从她身下汩汩流出，在冰冷的地面上蔓延，那个尚未成形的胎儿在这野蛮的暴力下化为了一滩血污。
 
袁竹林像破布一样瘫软彻底昏死过去，而那个日本兵若无其事地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仿佛只是完成了一次普通的“任务”。
 
濒死经历后，她被一个叫藤村的日本军官看中，带离集体慰安所，成为他的“私人陪酒女”，说是“陪酒女”，其实就是私人玩物，藤村脾气暴戾，稍有不顺就拳打脚踢，有一次因为送酒晚了几分钟，他穿着大皮靴狠狠踢在她的腰上，直接把她踢得瘫倒在地。
 
腰椎严重受伤，她很久都无法直立行走。
 
后来藤村玩腻了，把她转送给手下西山军官，相比之下，西山温和一些，袁竹林的日子才稍微好过一点——虽然仍然毫无尊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西山准备撤离，问她要不要跟他去日本，或者拿路条投奔附近的新四军，她什么都没选，她只想回家找妈妈，找女儿。
 
历经千辛万苦回到老家，推开门的那一刻，邻居悄悄告诉她一个消息：她日夜思念的女儿蓉仙，不到三岁，已经饿死了，她差点晕过去，嚎哭声从她胸腔里迸发出来，整整一天一夜没停过。
 
新中国成立后，她的生活并没有好转，1958年，村里开“忆苦思甜”大会，有人告发她曾被日军欺辱，她的身份被定性为“日本军妓”，送去黑龙江劳改，十几年后回到湖北，政治运动的浪潮才慢慢退去，但生活的重压依然压在她肩上。
 
到了1990年代，国际社会开始关注“慰安妇”问题，很多人不敢站出来，怕被指指点点，但袁竹林不怕，她成了中国大陆最早站出来向日本提起诉讼的原告之一，1998年，在律师童增的陪同下，她从湖北一路到香港，开了新闻发布会。
 
后来，日本亚洲妇女基金会提出一次性给两万美元的“抚恤金”，两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那时候能在小城市买套房子了。
 
有人劝她拿了这笔钱吧，活着受了那么多罪，老了得个安慰也好，她直接拒绝了，她要的不是钱，是一纸承认，是日本政府正式承认那段历史，承认她们遭受的苦难，而不是用一笔“抚恤金”来息事宁人。
 
李碧华把她的故事写成了小说《烟花三月》，很多年轻人读了才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有这么多说不出口的苦。
 
2019年清明前夕，袁竹林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从1940年那条板凳压下来开始，到2019年闭上眼睛，79年的光阴，她扛着一段民族的伤疤活了过来，又把这份记忆留给了后人。
 信源：中国新闻网慰安妇养女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