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四川王”刘湘就葬在成都武侯祠西侧，2003年合并后正式成为武侯祠的一部分，此事至今仍让不少人觉得突兀。
为什么一个民国军阀会埋葬在供奉刘备、诸葛亮的千古圣地之侧？
这背后，是一段极为复杂的四川民意，承载了四川人对他生前死后的爱恨交织。

曾在一段漫长的年月里，四川民间对刘湘的恨意是真切而普遍的。
在成为统领全川的霸主之前，刘湘与刘文辉、邓锡侯等军阀连年混战，自1912年以来的二十多年间，四川大大小小的内战打了数百场，几乎整整一代四川百姓的记忆都被战乱填满。
作为最终的胜利者，刘湘的统治压的川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为了支撑庞大的军事开支，刘湘在防区内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达70多种，除了常规的田赋、盐税，还有子弹捐、马路捐、被服捐，甚至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以获取高额税收。
四川一些地方田赋预征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1935年甚至被预征到了近六十年后的1996年。民间流传着“刘湘坐四川，百姓泪涟涟；今日捐，明日捐，捐得百姓没衣穿”的顺口溜。
当时成都茶馆里的老人们摇着头叹气，说这个刘司令收税，收到大家孙子的孙子那辈都还不完。百姓送了他诸多绰号，如“刘莽子”“刮地皮大王”，甚至“狗儿子”，叫骂声不绝于耳。
这些民谣和绰号构成了一代四川人关于苦难的集体记忆，正是当时四川民众对他真实态度的朴素表达。1934年的长寿县，40万人口中有20万人没饭吃，合川县60多万人中有40多万人靠树皮豆叶充饥。当时有报纸刊登触目惊心的报道，描述烟馆老板为了招揽生意，竟在门口贴出“吸一口送一碗面”的告示，许多穷人为了一碗面沦为烟鬼。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头。
就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刘湘便通电全国请缨抗日，主张全国总动员。在南京国防会议上，他抱病慷慨陈词：“战端一开，四川可立即出兵30万，提供壮丁500万，提供粮食千万石。”
这对于一个曾经深陷军阀内战泥潭的地方首脑而言，堪称脱胎换骨的转变。他发表了《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出巨大牺牲，也曾向部下坦言：“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他并非口头表态，而是迅速编整了首批十万川军，并打破了“川军不出川”的传统，抱病亲率出川抗日。
1938年1月20日，这位曾叱咤风云的四川王在汉口万国医院病逝，终年四十九岁。
弥留之际，他留下了那句震撼全国的遗言：“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尽管后来围绕刘湘之死，坊间生出了“被蒋介石毒死”、“被特务吓死”等种种阴谋论，但这些传闻并未动摇他在民族救亡叙事中的基本定调。
国民政府明令国葬，追赠其为陆军一级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整个抗战期间，四川共有近350万将士走上前线，占全国兵员的五分之一，川军伤亡总数达64万余人，“无川不成军”由此成为抗战史上的佳话。

刘湘的灵柩运回成都的那个早晨，天空中飘着细雨。
成都百姓备极哀痛，大街小巷中，人们自觉自愿地沿街摆上香帛、点燃红烛、供奉果品，家家户户檐下悬挂三角纸旗，上印刘湘遗像。
皇城的三个城门洞内，为国求贤的石牌坊和门前的一对石狮子被披上了素白花。所有做生意的都关了门，连平日里碍人眼目的乞丐，也全都不见了踪影。
这其中固然有官方倡导的成分，但如此大规模的自觉参与，绝非行政命令所能强求。当时有舆论痛斥刘湘墓园选址紧邻惠陵和武侯祠：“刘湘何人，乃敢在昭烈陵畔武侯祠旁，大兴工程，建造墓庙？”
但另一方面，民间也出现了特有的说法——有人描述这样一幅场景：成都的爷爷带着孙子，一边骂骂咧咧一边走，嘴里说着“走，还是去给那个砍脑壳的刘二娃上柱香”。
坊间流传“刘湘只能我们四川人骂”，认为他对得起全国所有人，除了四川人。
这种复杂的言行，折射出四川百姓在国仇家恨、是非功过之间最真实的心理状态：一个曾经让他们恨之入骨的地方军阀，因以死报国完成了自我救赎，赢得了超越个人恩怨的尊重。

刘湘的墓园曾一度沉寂。
1953年墓园被改辟为南郊公园，原立铜像等建筑在特殊年代也多被毁坏，但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民间抗战叙事重新被重视，四川人渐渐恢复了给刘湘敬献香火的习惯。
这种边骂边上香的心态，折射出川人最朴素的评判标准：他们从不回避刘湘早年盘剥压榨的历史，但在山河破碎之际，他洗心革面以死报国的担当与悲壮，足以盖过早年罪愆。
川人最终以这种爱恨交织又充满了血性的方式，一边骂着“刘二娃”，一边为这位替四川争了光的民族魂魄点燃了连年的香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