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公共资源，尽可能向社会开放，这没有任何争议。甚至可以说，这是共识。争议在于，怎么开放，开放到怎样的程度。

一些人认为，公办大学必须开放，最好是不看身份证，校外人员自由进校。并把大学不这样做，上纲上线为“缺乏开放精神”，不可能变为一流大学。这就过了，是对大学进行舆论绑架。

我列举香港地区、国外也有知名大学实行严格预约进校管理制度的例子，是想说，校门开放到怎样的程度，是由校情决定的，这和学校的办学水平没有多大关系。

大学的开放精神，并不体现在校门开多大——校门开多大，取决于学校的地理位置、学生规模、校舍资源等办学条件因素（这些因素也是随学校办学发展而变化的，有的学校以前不设限开放，但由于学生增多，校舍资源紧张，管理难度加大，调整开放规定）——而体现在大学是否建立“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现代学校制度。就开放这个问题，要看开放校园的决策是谁做出的，是否听取师生、社区居民意见，是否充分讨论开放哪些区域，民主决策开放后的图书馆、体育馆、教学楼管理等。

开放校门当然也是大学服务社会的一部分，但必须意识到，大学最重要的服务社会功能是为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以及以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校园的开放，要以不影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为前提。这是校园开放的基础。

我反对那些校舍资源并不紧张，开放校园后也没有多少人去的学校，也实行严格的进校管理。但也不支持一概而论，要求大学全部实行一个模式的“自由行”开放，是采取预约制，还是看身份证，或是自由入校，应由大学根据自身情况，在听取师生、社区居民意见基础上自主决策，推进有序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