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华国锋做出的一个决定持续影响至今，毛主席信任华国锋的眼光果然没有失误吗？
1965年初春，湘江水面依旧清冷。湖南省一个农田水利现场会上，刚到任不久的地委书记华国锋挽起裤腿同农户下田。有人提醒：“书记，鞋要湿了。”他回头笑笑：“水从田里来，也得从田里去。”那位老农抬头答：“要是年年都有您来问，我们的渠不会堵。”短短一句，传到北京，很快被记录在当年的干部考察报告里。
195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强调“从群众中来”，视察组下乡看重的是谁能把政策落到地头。华国锋的名字，正是在这一轮轮考察中被反复提起：深入基层、说话简短、布置工作不留尾巴。毛泽东注意到他，不是因为一张介绍信，而是因为一份湖南省农业产量统计表上附的一段手写备注——那段字迹直言部分公社“报喜不报忧”，需再核查。北京需要这样的实干者，1973年，华国锋被调入国务院，兼任公安部部长。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中央高层出现空缺。毛泽东在病榻前与几位老同志谈到接班问题时，目光停在华国锋身上：“他办事，让人放心。”这句话后来常被引用，但彼时的分量在于明示稳定。4月初，华国锋被推举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叶剑英、汪东兴等元老形成支持态势，目的只有一个——别让多年动荡重来。
9月9日凌晨，毛泽东与世长辞。噩耗传出后，中南海灯火彻夜不灭。主持紧急会议时，华国锋面无血色，却坚持撑到清晨。桌上一份文件摆在最上层，《关于倡导实行火葬的建议》早在1966年就进入签字程序，毛泽东本人也名列其中。这意味着，遵照遗愿，遗体应火化。但守灵堂外聚集的干部和群众情绪汹涌，哭声不绝。华国锋环视会场：“同志们，火葬是主席的倡议，可今天，全国人民需要一座可以凭吊的所在。”柏林、莫斯科的先例摆在眼前，国家象征价值与个人遗嘱之间形成拉锯。

叶剑英沉吟片刻：“若骤然火化，恐难平民心。”汪东兴附和：“维稳重要。”最终，会议决定暂缓火葬，采取医学防腐并筹建专门纪念建筑。仅用七天，《设立毛主席纪念堂的报告》上呈政治局并获通过。那是华国锋就任代总理后签下的最重一笔，也是一道将政治氛围从悲怆引向凝聚的闸门。
纪念堂选址天安门广场南端，施工队夜以继日，1977年5月竣工。外墙汉白玉，基座下钢筋混凝土达十余层，震级九度亦难撼动。设计师在施工日志里写道：“建的不只是建筑，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容器。”这句话恰恰解释了华国锋当年的坚持——他看重的，是让人民在巨大变故后有一个情感支点。

有人质疑违背火葬倡议，亦有人担心个人崇拜卷土重来。华国锋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的回应被记录为约百字：“纪念堂是史册的一页，不是神殿；保存遗体是历史选择，不是神化。”这一表态平衡了意识形态与社会情感，也为随后几年的政局降温赢得时间。统计显示，1976年四季度，全国主要工业指标并未因领袖逝世出现大幅回落，与之相呼应的，是各省未爆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此后30多年，每到9月9日和12月26日，华国锋都会悄悄出现在纪念堂北侧通道。警卫听见他轻声说：“主席，队伍还在。”话声很低，却清晰。2017年夏天，他在长沙病逝，与毛泽东故里只隔着一条湘江。此生最后一个公开行程，仍然是向毛主席铜像献花。
回看那张1965年的考察表，短短几行备注显得并不起眼。正是“渠堵需疏”这样的实话，让华国锋被选进了核心决策层；也正是将“情感渠道”疏通到纪念堂的选择，令1976年之后的中国免于再次震荡。毛泽东当年给出的评价，只是干部考核的一个注脚，而华国锋的那道决定，却以建筑的形态留在了广场，直到今天依旧分毫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