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军大佬的军衔别弄错了！北伐誓师，张发奎是“铁军”第四军的师长，跟陈铭枢、陈济棠算是并驾齐驱，不过真是挺能打的，一顿操作猛如虎，四个月就升了官！
1926年7月，北伐誓师时，张发奎的核心身份很清楚：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

那时的第四军名气很响，后来被称为“铁军”，靠的是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战场上的硬仗，不是靠纸面头衔撑起来的。同在粤军系统里，陈铭枢、陈济棠也不是小角色。
陈铭枢掌过第十师，陈济棠在粤军内部根基很深。张发奎和他们放在一起看，早期确实算得上同一层级的人物，只不过张发奎在北伐战场上冲得更猛，升得也更快。
到1926年11月，张发奎已经升任第四军中将副军长，同时还兼着第十二师师长。这一步很关键，说明他从师一级指挥官，开始进入军一级核心班子。
可要注意，这时候说他是中将副军长可以，说成正式上将就不准确了。1927年春以后，张发奎的职务继续往上走。
表面看，这是一路上升；但从另一面看，他也开始深深卷进当时复杂的派系格局。1927年8月南昌起义爆发后，局面一下变得微妙。
起义部队中有不少人和第二方面军系统有关，张发奎自然被各方盯上。他随后率部南下，试图重新在广东打开局面，可广东不是一块空地，原有势力早就盘根错节。
他想在广东立住脚，甚至有过成为地方强人的机会，但结果并不顺。粤军内部各有山头，李济深、陈济棠等人都有自己的基础。
张发奎带兵回来，并不等于就能掌控广东。几次较量之后，他反而被挤出了广州。
这一败，对张发奎影响很大。离开权力中心，又没能坐稳广东，他手里的兵力和话语权都开始下降。
相比之下，陈铭枢后来当过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济棠更是在广东长期经营，成了外界熟知的“南天王”。张发奎之后又参与过多次反蒋军事行动，也和桂系有过联合。
但这些仗打下来，并没有让他重新回到巅峰。部队越打越散，实力越折越小。
到“张桂联军”失利后，他带着残部退入广西，声势已远不如北伐时期。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后，国内军事矛盾暂时缓和，张发奎也一度重新出现在军事舞台上。
但他的实际处境已经不同于1926、1927年，那时他不是没有名望，而是缺少稳定地盘和强大兵权。后来他把部队交由南京方面整编，自己辞职出国考察军事。
这一步看似潇洒，其实也说明他在国内军政棋盘上的位置已经很尴尬。一个曾经冲在北伐前线的名将，几年折腾下来，变成了有名气却没多少实权的人。
军衔问题也正是在这里显得特别重要，1935年国民政府整理军衔，正式区分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等层级。过去有些人被称为“上将”，不代表在新制度下就能自然对应到正式上将级别。
张发奎在1935年没有被正式授为二级上将，这并不奇怪。他此前离职出国，实际职务和兵权都不稳定，资历虽老，但和长期掌握大区军政、中央要职的人相比，分量不够扎实。
军衔评定讲的不只是过去名声，也看现实位置。到了1936年9月12日，张发奎补授的是“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这几个字不能乱省。“中将加上将衔”不是正式二级上将，本官仍是中将，只是加了上将衔，待遇和身份有所提高。
把它直接写成二级上将，就是把时间线提前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发奎重新被重用。
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他出任集团军总司令，参与第三战区作战。1938年武汉会战时，他又升任兵团总司令。
1939年，他正式执掌第四战区，负责华南方向军事事务。到抗战后期，他又担任第二方面军总司令。
抗战胜利后，他还承担过广东地区受降工作。这个阶段的张发奎，职务确实很高，作用也不能低估。
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把他的正式二级上将时间提前。张发奎真正成为陆军二级上将，是1945年10月3日。
也就是说，从1936年的“中将加上将衔”，到1945年正式二级上将，中间隔了近九年。所以写张发奎，最怕把“职务高”“名气大”“军衔正式晋级”混成一团。
他北伐时是第十二师师长，1926年11月是第四军中将副军长，1936年是中将加上将衔，1945年10月3日才正式成为陆军二级上将。这条线一乱，人物就变形了。
张发奎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他能打，有胆气，也赶上了北伐这个大舞台，所以很快冒头；但他在政治判断和地方经营上并不算老练，几次选择让自己越走越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