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起义将领要求担任海军司令，张爱萍考虑让位，刘伯承为何愤怒斥责？
1948年12月的一个深夜，香山静寂无声，军委会议室却灯火通明。三大战役尘埃落定，摆在最高统帅案头的下一步棋，是越过长江、夺取全国胜利。陆海空三军的雏形必须同时搭建，四野负责空军，三野负责海军，这成了会上拍板的决定。
谁来统筹新生的华东海军？讨论中，陈毅提出了一个并不起眼的名字——刚从苏联疗养归来的张爱萍。此人当过红军侦察科长、炮兵司令，却连狗刨都不会，更没在军舰上呆过一分钟。可他有两样东西：雷厉风行的作风和从无到有的建军经验。毛泽东点头：“让他去。”

接到命令时，张爱萍刚踏上葫芦岛码头。那里停着几艘刚被缴获的国民党舰艇，舰身伤痕累累，机器却仍闪着油光。他绕着甲板走了一圈，只说了一句：“家底就靠这些了，得先学后干。”随即直奔上海，组建华东海军司令部。初期人员只有三名干部、八名警卫，外加几只旧木箱当桌椅，可命令已下，他别无选择。
与此同时，长江口另一端传来消息：国民党第二舰队在江阴动了心思。舰队司令林遵，广东海军世家出身，曾留学英国，参加过武汉、长沙两场大战，手里掌着几艘万吨级主力舰。1949年春，南京岌岌可危，国民党高层忙着外逃，海军内部分化加剧，起义的暗流四处涌动。林遵与副司令邓兆祥先后通电表示愿意起义，但对条件颇为谨慎。

张爱萍两次派人下江阴，对方客气却不露面。第三次他干脆自己登舰。林遵只说一句：“陆上会打仗，不等于海上会指挥。”话很客气，意却生硬：司令帽最好给行家戴。张爱萍心想，若这顶帽子真能稳住人心，自己让出来也无妨。可离舰返宁，刘伯承听完汇报，皱眉道：“军令岂能商量？指挥权决不能失手。”话声不高，却掷地有声。
僵局只得上报。毛泽东在北平约见林遵，小半天的交谈后，这位多年颠沛的海军将领终于点头：“听中央指挥。”4月下旬，第二舰队驶入长江北岸锚地，国旗降下，五角星红旗升起，穿白色水手服的老兵第一次喊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华东海军的吨位，一夕之间翻了数倍。

新难题随之而来。技术人员多出身旧军，战士却多是解放军步兵转岗，懂马步枪，不懂螺旋桨。甲板上常见这样的对视：老艇长脾气火爆，年轻战士热血刚烈，一句“按操典来”就能顶撞半天。张爱萍没有急着训斥，他把双方叫到一起：“水性好不好不重要，心里有没有方向盘最要紧。”接着定下三条：老兵教技术，新兵教作风，官兵同吃同住。
夜里，灯光亮在舱口。原本只会拉枪栓的小伙子，对着发动机模型比划；昔日穿呢制服的军官，则在班务会上读《共同纲领》。冲突有，但饭桌上一碗海带汤端过去，问题就好谈多了。大半年的磨合后，舰上演练开始用解放军口令，舰炮靶射命中率也从勉强及格升到七成。

1950年夏，朝鲜半岛战火骤起，刚满周岁的华东海军被派去胶东海面清除水雷。那支起义舰队的扫雷艇顶风破浪，第一颗水雷爆破时，年轻水兵激动得把海帽抛向空中，老艇长却只握紧舵轮，低声说：“这回是真刀真枪为自己国家干活了。”
1951年春，东南前线吃紧，第七兵团需要一位攻坚型指挥员，张爱萍再度调任陆上。他走前没开欢送会，只留下一份报告：舰艇还少、码头待建、人才吃紧，望速拨图纸、加快培训。新任司令接过这份薄薄文件，一时沉默。谁都明白，人民海军虽然从零起步，却已在长江与黄海交汇处扎下根。若问它为何能在短短两年间完成脱胎换骨，答案不外：统一的指挥链、及时的思想改造，以及老兵与新兵彼此成全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