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4月，杨秀清因洪仁发开会迟到，雷霆大怒，吩咐手下：“开会迟到，按贻误军机罪论处。念你是从广西来的老兄弟，今日姑且从轻发落，杖责四十，拉下去吧。”
要读懂杨秀清的狠，得先看看他那条布满荆棘的来时路。这哥们儿出身极其卑微，广西桂平紫荆山的贫苦客家人，五岁丧父，九岁丧母，大字不识几个，全靠在深山老林里烧炭糊口。在那种环境里活下来的人，骨子里自带一种野兽般的敏锐和绝境求生的狠辣。1848年，拜上帝会面临群龙无首、即将散伙的绝境。就在所有人都慌了神的时候，杨秀清突然倒地抽搐，玩了一出“天父下凡”的戏码。
这一招堪称权谋史上的绝杀。洪秀全自称是“天父次子”，而杨秀清直接让“天父本人”附体。从那一刻起，神权与皇权的倒挂，从根本上锁死了太平天国的权力格局。 洪秀全拥有了名义上的最高皇权，而杨秀清则死死握住了凌驾于皇权之上的绝对神权。
手握大权的杨秀清，绝非只会装神弄鬼的神棍。在宏观战略和战役调度上，他展现出了极其罕见的军事天赋。1855年的湖口大捷，就是杨秀清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面对装备精良、气势汹汹的湘军水师，杨秀清在幕后稳坐钓鱼台，给前线的石达开下达了极其精妙的战略部署：避其锋芒、疲惫敌军、分割包围、火攻决胜。
他敏锐地抓住了湘军水师将士连战连捷后的骄傲心理，每天夜里派小船不断骚扰，硬生生把湘军的锐气给熬干了。紧接着，一招“切断篾缆”，极其干脆地把湘军庞大的水师分割在长江和鄱阳湖内外，首尾不能相顾。当夜幕降临，几百艘满载硫磺和柴草的小船冲向湘军笨重的战船时，整个江面变成了一片火海。曾国藩这位饱读诗书的大儒，被杨秀清的战术逼到了绝境，绝望到两次跳水自尽。曾国藩后来在日记里写下的“每闻杨酋调度，寝食难安”，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恐惧与敬畏。
杨秀清确实是个百年难遇的帅才，他能把控全局，能打通军政后勤，能让各路骄兵悍将如臂使指。然而，一个在战场上游刃有余的统帅，在政治智商上却呈现出一种令人窒息的巨婴状态。
他在天京城里建立的统治，可以说是一种极端的高压恐怖。他享受那种把所有人踩在脚底下的快感，毫无顾忌地践踏同僚的尊严。燕王秦日纲，就因为一点过失，被当众痛打一百鞭；北王韦昌辉，更是被他长期压制，随时随地都要被叫去训话，稍有不慎就是一顿毒打，活得连条狗都不如。
最疯狂的举动，发生在他对待洪秀全的态度上。杨秀清借着“天父下凡”的由头，甚至因为宫女的琐事，公然要求杖责洪秀全四十板。堂堂天王，当着百官的面跪在杨秀清面前苦苦哀求。把最高领袖按在地上极尽羞辱，这种极度的自我膨胀，彻底抽干了他在天国内部最后的一丝人望。 他的能力让所有人依赖，可他的残暴让所有人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
长期的屈辱与压抑，宛如一座休眠的火山，一旦找到宣泄的裂口，喷涌而出的必定是毁灭一切的嗜血狂欢。
1856年9月，太平天国的鼎盛时期，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在天京城内拉开帷幕。接到洪秀全诛杀杨秀清密诏的韦昌辉，带着三千精兵星夜潜回天京。当城门在黑夜中悄然打开，等待杨秀清的，是积怨已久的乱刀。根据当时恰好身处天京城内的一位爱尔兰人的见闻记录，东王府内根本没有发生像样的抵抗。极度的狂热与仇恨让韦昌辉和秦日纲彻底丧失了理智。他们杀红了眼，从东王府的家属、仆役，到数以万计的东王旧部，无一幸免。
那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屠城。两万多名太平天国最精锐的老兵、最核心的骨干，没有倒在对抗清军的战场上，全都惨死在了自家兄弟的屠刀之下。天京城的街道上尸横遍野，长江的水都被染成了刺眼的暗红色。
杨秀清的死，精准地抽走了太平天国的大脑。
在这之后，尽管翼王石达开依旧勇猛无敌，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这两颗“双子星”在江淮战场上屡建奇功，但太平天国再也无法组织起像样的全局协同作战。将才凭借勇猛足以打赢一场局部战役，唯有帅才方能统筹全局、掌控整个战争的走向。 没有了杨秀清的三线联动战略，太平军彻底蜕变成了一盘散沙，各自为战，互相猜忌。
曾国藩极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致命的变化。得知杨秀清被杀，曾国藩一改往日惶恐，断言“首恶既除，该逆气数将尽”。他果断放弃了急于求成的冒进战略，转而采用了极其折磨人的“结硬寨、打呆仗”。曾国藩看得很透彻：如今的太平军失去了灵魂，只需要步步为营，深挖壕沟高筑墙，用时间和补给就能把这群群龙无首的散沙活活耗死。后来的安庆保卫战、天京保卫战，曾国藩正是用这种最笨却最致命的方式，一点一点绞杀了太平天国最后的生机。
1864年7月，天京沦陷。湘军统帅曾国藩穿着那身标志性的灰布夹袍，踩着满地焦黑的瓦砾，缓缓走进了曾经辉煌无比、如今只剩断壁残垣的东王府旧址。在这片被鲜血浸透的土地上，曾国藩沉默了很久，最终挥笔写下“功罪千秋，自有公论”八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