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蒋介石给于学忠下令，让他秘密枪决万毅，于学忠收到电报后，顿时陷入两难：万毅是他的老部下，放了不行，杀了也不是！

密电压在桌上，于学忠盯着看了很久，手都有点在抖。万毅这个人，东北军里谁不知道——东北讲武堂出身，跟着张学良从东北打到关内，深得器重。

那时东北军的人都清楚，万毅从讲武堂出来就不是个只顾升官的主，打仗时身先士卒，跟着他的兵没有不心服口服的。

西安事变那年，万毅坚决站在张学良、杨虎城一边，事变和平解决后就挂上了蒋介石的黑名单。

但这人在战场上实打实能打，抗战打响后，万毅率部在连云港一带与日军硬碰，一仗一仗打下来，逼的日军自己都感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种名声不是随便能挣出来的。东北军上下，提起万毅，都竖大拇指。

于学忠心里有一笔账：杀了万毅，东北军军心必乱，万毅是张学良的心腹，万一张学良将来恢复了自由，自己没法交代。更何况这道密令要求"秘密枪决"，若将来败露，责任全落在于学忠一人身上。

可鲁苏战区的粮弹全靠重庆，和蒋介石翻脸就是断自己后路。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被一步步肢解，张学良被软禁，旧部四散，于学忠是少数还能握住一块地盘的将领，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全靠在重庆和东北军旧部之间小心维持平衡。这封密电，是把两边都押上去了。

事情的根子，在1940年9月。当时万毅和51军113师师长常恩多一同察觉，军长缪溦流私下和日伪签了"互不侵犯"的密约，两人合计，带兵包围军部，将缪溦流及其同党当场拿下，史称"九二二锄奸"。

锄的是实打实的通敌汉奸，道义上站得住，偏偏缪溦流在重庆有门路，事后立刻反咬，向上报告万毅、常恩多以下犯上、疑似"赤化"。

蒋介石当时正大搞"积极反共"，这顶帽子一扣，事情性质就全变了。1941年2月，万毅被押解到鲁苏战区总部关押，常恩多则被撤去了113师师长的职务，两人各自陷入了险境。

常恩多的遭遇，于学忠是亲眼看着的。被解职后，常恩多没了兵权，长期处于软禁，政治重压加上积劳成疾，把人一点点磨垮。

1943年9月，常恩多在山东病重，弥留之际秘密向中共地下党组织申请入党，就这样成了一名共产党员，随后病逝，年仅48岁。

他留下的临终之言，是让部下向共产党靠拢，坚持抗日，不为汉奸效力。当年那个敢带兵扳倒通敌军长的人，最终在政治的消磨和病痛的折磨里，把一腔报国的气力走完。

他秘密入党一事，后来由中共党史机构整理存档，作为东北军爱国将领走向革命的典型案例留存至今。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于学忠想起常恩多，再看着这封催命密电，心里盘算的，不再是该不该执行，而是怎么拖下去。

于学忠1938年奉命进入山东，担任鲁苏战区总司令，战区地处敌后，四面被日伪军包围，与大后方联络艰难，重庆的补给线长期处于半断绝状态。

于学忠带着部队在沂蒙山区和日军周旋数年，没有退出去。可这口气能撑多久，归根结底还是得靠重庆点头，没有资本跟任何一方硬来。于是，他把密电压了下来，不杀不放，先拖着看。

几个月后，重庆不见动静，随即派遣军统特务进驻战区，催促的电报也接连而来。于学忠见状，又想出了一个折中的路子：把暗杀变成公开审判，将万毅移送军事法庭受审。

这一招把两头都堵上了——既挡住了重庆追问"为何迟迟不动"的追责，审判如何进行，结果走向哪里，实际上仍掌控在于学忠手中。

万毅站上法庭，面对"西安事变从犯、通敌、奸党嫌疑"等一条条指控，没有认罪，逐一当庭驳斥。重庆方面认为通敌的缪溦流尚可原谅，以下犯上又疑似"赤化"的万毅则绝不能留，但整场审判拖成了没有边际的拉锯战，始终拿不出定案的证据，又找不到理由绕过法庭直接收场。审来审去，万毅还坐在那里，案子还是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