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年，邱清泉的儿子邱国渭，通过四次赴美探亲的机会，以 “蚂蚁搬家” 的方式，将三个女儿陆续送往美国，彻底离开生活近三十年的上海。

1978 年春天，邱国渭第一次向单位提交赴美探亲申请，对外宣称要去见失散近三十年的母亲叶蕤君。申请很快获得批准，这在当时的上海图书馆引起了不小的议论。

邱国渭在美国待了整整三个月，走遍了旧金山的大街小巷，详细了解当地的教育制度和生活成本。

回国后，他在同事面前只说祖国发展日新月异，自己这次探亲收获很大，却绝口不提美国的生活细节。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会拿出三个女儿的照片，默默盘算着未来的计划。

邱国渭做出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三十年隐忍后的必然选择。邱国渭 1930 年出生于浙江永嘉的邱氏家族，是国民党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的次子。

1949 年 1 月 10 日，邱清泉在淮海战役陈官庄地区战死，母亲叶蕤君带着长子邱国贤、三子邱国澄等其他子女，随国民党残部逃往福建，准备转赴台湾。

叶蕤君多次发电报催促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外文系读一年级的邱国渭南下汇合，但 19 岁的邱国渭经过反复思考，最终选择留在上海。

他不愿意中断自己的学业，也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有清醒的认识，不相信国民党能够卷土重来。

1950 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邱国渭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学校多次组织批斗会要求他与父亲划清界限。

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被撤销，邱国渭被转入复旦大学外文系继续学习。

他学习非常刻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但因为家庭出身，不仅没有资格加入任何政治组织，毕业分配也受到了影响。

1953 年，邱国渭从复旦大学毕业，原本可以分配到更好的单位，最终却只能到上海图书馆担任外文采编员。

邱国渭非常珍惜这份工作，每天第一个到单位，最后一个离开，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但即便如此，他在单位里仍然受到同事的疏远，重要的工作也不会交给他负责。

“命运的齿轮，从来都不会因为个人的隐忍而停止转动。”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邱国渭的生活陷入了更深的黑暗。

他被红卫兵抄了家，家里的书籍和照片被洗劫一空，本人也被关进了 “牛棚” 接受劳动改造。红卫兵们经常打骂他，侮辱他的人格，逼他交代所谓的 “反革命罪行”。

1969 年，邱国渭被下放到上海郊区的五七干校劳动，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农活。

长期的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让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更不幸的是，1972 年，邱国渭的妻子因不堪忍受政治压力和生活重负，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去世，留下了三个年幼的女儿。

邱国渭一个人既要照顾女儿，又要参加劳动改造，生活十分艰难。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学习，利用晚上的时间偷偷阅读外文书籍，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邱国渭回到上海图书馆，重新开始外文采编工作。他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很快得到了领导的器重，1983 年被提拔为外文采编部副主任。

但文革十年的惨痛经历，让邱国渭深刻意识到，只要留在大陆，“战犯之子” 的标签就永远不会被摘掉。

1978 年全国侨务政策松动，国务院发文鼓励华侨侨眷出境探亲，邱国渭敏锐地察觉到，这是改变家庭命运的唯一机会。

第一次探亲回国后，邱国渭开始有条不紊地实施自己的计划。第二次探亲，他带着大女儿邱晓华同行，将她安排在美国照顾年迈的外祖母。

第三次，他以探亲名义将二女儿邱晓燕送出了国。

每次走之前，女儿们都会和弄堂里的小伙伴打趣，说要从美国带巧克力回来，可没有人知道，这是她们和上海的永久告别。

1982 年，邱国渭带着最小的女儿邱晓玲离开了上海。政策风向己变，出国探亲的审批已经变得更加便捷，没有人怀疑这一次次普通的探亲背后，隐藏着一个家庭的彻底搬迁。

直到 1983 年上海图书馆的年会上，同事们在点名时才发现，那个沉默寡言的外文采编部副主任，再也不会出现在单位里了。

邱国渭没有和任何同事告别，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他生活了三十年的上海。

没有人知道，他在大洋彼岸的晚年生活是否如他所愿，也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曾在某个深夜，想起过上海图书馆里那些泛黄的外文书籍，想起过弄堂里清晨的叫卖声。
出处：《邱清泉传》（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 年版）、《上海图书馆馆史（1952-2002）》（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永嘉邱氏家族史》（永嘉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2008 年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