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12日，孔林遭受了大规模的破坏，孔子墓首当其冲，人们带着极大的好奇心挖开后，发现除了黄土还是黄土，什么也没有。

既然两千多年前的祖宗坟坑里找不到任何稀世珍宝，摧毁旧文化的行动自然不能就此停下。人群把贪婪的目光转向孔林内部的“下三代”。

所谓的“下三代”，目标直指清末民初最后一代衍圣公孔令贻以及孔令贻的父亲与祖父。孔令贻1919年去世，下葬时间不远，坟墓修建得很坚固。

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联合曲阜当地人员，拿着镐头和铁锹，带着雷管，直接前往孔令贻墓地。随着几声沉闷的炸药巨响，孔令贻墓穴被炸开一条大缝。

围观群众表现出极大的兴奋。和孔子主张简朴的薄葬完全不同，孔令贻墓室里装满大量金银珠宝。贪欲在人群中迅速扩散。

附近村民看着满地陪葬品，心里的敬畏早抛到九霄云外，纷纷拥挤上前抢夺。当时挖掘现场传出“一夜挖出一个拖拉机”的喊声。

中国人民银行专门派工作人员来现场收缴这些被抢夺的金银，按照每两96元的价格，前后一共收缴了三十多万元人民币。

参与挖墓的人员觉得光拿走财物远远达不到打倒封建权威的目的，几个人跳进满是淤泥的墓坑，用粗麻绳拴住孔令贻下葬近半个世纪的遗体，硬拽到地面上。孔令贻的遗体被扔在冰冷的泥地里，任由现场人群进行曝尸批斗。

制造这些举动的核心人物，是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学生谭厚兰。谭厚兰是湖南湘潭人，出身农民家庭，青年时期当过教师，1958年入党，文革爆发初期靠着写大字报迅速发迹，很快成为北京高校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

谭厚兰率领队伍南下曲阜，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历史档案记载，康生曾把谭厚兰叫到办公室，把一张康生画了三天三夜的曲阜印象图交到谭厚兰手里，并当面嘱咐到了曲阜该砸什么就砸什么；也有文献记录是戚本禹、林杰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让谭厚兰出征。

不管幕后主使是谁，谭厚兰当时心里充满一种建功立业的狂热，谭厚兰认定摧毁儒家旧址是极大的荣誉。

谭厚兰指挥手下把孔子墓前刻着“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巨大石碑推倒摔碎，更把破坏行为上升到了对人的精神折磨。

为了彻底击垮儒学在知识分子心里的地位，谭厚兰手下特意把一批参加过1962年“孔子学术讨论会”的专家学者强行押解到曲阜扒坟现场。

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遭遇了非常严重的摧残。周予同是中国现代经学史研究的专家，一生心血全都倾注在儒家经典的整理研究上，孔子在周予同学术体系里有着极高的地位。

红卫兵把年迈的周予同硬拉到孔林正中央，强塞给周予同一把铁锹，逼迫周予同亲自去挖孔子的坟丘。周予同双手剧烈发抖，眼神充满无助与绝望。

要让一个毕生敬仰孔子的老学者亲手捣毁孔老夫子的安息之地，这种精神折磨比肉体痛苦更加严重。周予同不敢开口反抗，只能在周围红卫兵的呵斥声中，机械地一下下铲开孔子墓上的黄土。

扒坟结束后，红卫兵没有放过这批学者。谭厚兰的手下押着曲阜各级干部以及高赞非等参会学者，逼迫这些知识分子陪着残破的孔子塑像一起游街。

红卫兵给这场游街起名叫“为孔老二送丧”。只因为在学术层面探讨过孔子思想，周予同和高赞非等人就被定下“孔老二孝子贤孙”的罪名，受到极大的侮辱。

这场发端于1966年11月的破坏行动，在曲阜持续了整整二十九天。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不仅损坏孔府文物六千多件，烧毁古书两千七百多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还砸毁历代石碑两千多座。

那个曾在孔林发号施令的谭厚兰，绝不会想到权力的巅峰竟会如此短暂。1968年7月，毛泽东严厉批评了造反派光搞武斗的行径。

之后，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立刻被夺去权力，随后被分配到北京军区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1970年6月，谭厚兰被押回学校隔离审查，从此彻底失去人身自由，被关押起来。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正式将谭厚兰逮捕入狱。

那些在曲阜毁坏古迹、批斗学者的行为，最终成了定罪谭厚兰的铁证。谭厚兰在狱中查出患有子宫颈癌，1982年被法院决定免于起诉，只能保外就医回到湖南湘潭老家。

谭厚兰最终在病痛的折磨与悔恨中离世，年仅四十五岁。孔林的古柏依然矗立在山东的寒风中，记录着真实历史中登场又惨淡落幕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