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重庆的夏天闷热难熬，中统局长徐恩曾被撤职，回家摔了帽子，连茶都没喝一口，他一肚子火气，心里却不是滋味。

但我更愿意从1949年3月写起。那时的徐恩曾已经离开上海，去了台湾地区。一个曾经掌握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人，最后靠着旧关系、旧身份和一点家底给自己找退路。看起来像是“跑得快”，其实是旧政权败退时常见的一幕：有门路的人先顾自己，普通人只能替时代承受烂摊子。

再回头看重庆那间屋子，就没那么像传奇了。徐恩曾不是落难英雄，也不值得同情。他曾长期操持中统，手里握着监视、抓捕、打压异己的机器。这样的人忽然被踢出局，心里当然不服，可这份不服，本质上不是委屈，而是失去特权后的恼怒。

最讽刺的是，他跌下来后，第一件真正让他低头的，不是别人审他，也不是旧部散去，而是一仓黄豆。

这些黄豆本来是他押注翻身的筹码。抗战结束前后，物资紧张，价格乱跳，投机的人很多。徐恩曾大概也以为，自己干了多年情报，消息灵，人脉广，买卖总能压别人一头。可黄豆不认官职，也不听密报。重庆潮热，仓库一闷，豆子发霉、生虫，钱一天天烂在眼前。这种场面，我想想都觉得狼狈：过去一句话能让人跑断腿的人，最后被一堆臭豆子逼得没办法。

后来有人劝他磨豆腐卖。这件事听着有点荒唐，却很说明问题。一个特务头子，离开权力后，所谓本事立刻缩水。他还能卖豆腐，不是因为他勤劳朴实，而是因为还有旧部、旧机关、旧饭碗替他兜底。普通百姓要是买卖失败，哪里来这么多熟人照应？

公开资料中，徐恩曾的去职时间有1944年和1945年前后两种说法。较稳妥的说法是：他在抗战后期因中印缅交通线走私案等问题失势，1946年又以电机工程师学会身份当选国大代表，1949年3月从上海赴台湾地区。也就是说，他不是彻底被历史审判了，而是在国民党败局中换了一个地方继续苟活。这一点更让人不舒服：旧政治的坏处，常常不是坏人立刻受罚，而是他们总能找到缝隙脱身。

从今天看这段往事，我最深的感受是，国家安全不能交给这种人。徐恩曾那套东西，靠的是派系、密告、私利和权术；真正的国家安全，靠的是人民、法治、科技实力和统一意志。

今年4月15日是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这句话放在今天很实在。现在的安全，不只是边境和枪炮，也包括数据、人工智能、产业链、知识产权。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约60%的人工智能专利、约三分之二的机器人相关专利。技术越往前走，越不能让成果被窃取、被卡脖子，更不能让安全意识停在旧时代的“特务斗法”里。

台湾问题也是一样。1949年徐恩曾等人去了台湾地区，并不能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两岸关系要向前走，基础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这才是正道。

所以，徐恩曾那顶摔在重庆家里的帽子，不值得可惜。真正值得记住的，是那仓发霉的黄豆。它告诉我们：靠特权堆起来的体面，潮气一来就会露馅；离开人民、离开正道、离开国家大义，再会钻营的人，最后也不过是在败局里找一条小路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