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白伟民公司倒闭，所有人纷纷离开，只有一个人留下不走。白伟民问她:“你为什么不走？”对方一句回答让他震惊。

白伟民站在空荡荡的办公区中央，脚步声在地板上回荡，显得格外刺耳。

曾经热闹的办公室，此刻只剩下一排排空桌子，文件夹散落在地，几张还未来得及带走的工牌歪歪斜斜地挂在椅背上。

三个月前，这里还灯火通明。

电话此起彼伏，键盘敲击声像暴雨一样密集，销售部的人喊着业绩，技术部的人熬着夜写代码，白伟民常常一抬头，就能看到一群年轻人眼里闪着光——那种相信未来的光。

可现在，公司破产了。

资金链断裂、项目失败、投资撤回，一切像连锁反应一样迅速崩塌。法院的通知书贴在门口，供应商催债的电话一个接一个。人心散了，比账面上的亏损来得更快。

员工开始离开。

一开始是试探性的——有人说家里有事请假，有人说身体不舒服。后来就变成了集体出走。

人事部甚至来不及走完流程，有的人直接把工牌往桌上一扔，连最后一个月的工资都不想要了。

“老板，对不起，我也要生活。”

“白总，我不能再赌了。”

“我家里人不同意我继续待着。”

这些话，他听了太多遍。

白伟民没有挽留。他只是点点头，说一句：“理解。”

可理解归理解，心却一点点沉下去。

到最后，公司只剩下两个人。

他，还有出纳亚利。

那天下午，天色灰蒙蒙的，窗外的高楼像被雾吞掉了一半。白伟民走进财务室时，看到亚利还坐在电脑前，安静地对账。

她的动作很慢，很细致，一页一页核对着那些已经毫无意义的数字。

“还在做这些？”白伟民站在门口，声音有些沙哑。

亚利抬头，轻轻笑了一下：“账总要清完的。”

那笑容很平静，甚至带着一点温和的倔强。

白伟民沉默了一会儿，走进去，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桌子上堆着银行流水、发票、工资表，还有几张被反复修改的报表，上面密密麻麻都是笔迹。

这些东西，像一场已经结束却还没散场的战斗。

“亚利，”他开口，“你也走吧。”

亚利的手停了一下。

“公司已经这样了。”白伟民低声说，“工资也发不出来了，你没必要陪我耗着。”

他尽量说得平静，但那句话说出口的时候，喉咙还是有点发紧。

亚利没有立刻回答。

她低头把一张凭证整理好，夹进文件夹里，又把笔盖扣上。动作一丝不苟，像是在完成一项郑重的仪式。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白伟民。

“你为什么不问问，我为什么还在？”

白伟民愣了一下。

他确实没问。他以为答案很简单——要么是走不了，要么是还没找到下家。

“那你为什么不走？”他终于问。

办公室很安静。

窗外的风吹过玻璃，发出轻微的呜咽声。

亚利看着他，眼神没有躲闪。

“因为我欣赏你的思想。”

这句话落下来的时候，白伟民整个人像被什么击中了一样。

他一时间甚至没反应过来。

“……什么？”他下意识问了一句。

亚利没有笑，也没有解释得很复杂，只是很认真地说：

“我觉得你这个人，不是那种只想赚钱的老板。”

白伟民皱了皱眉：“可我现在连公司都没了。”

“那是结果，不是你这个人的问题。”亚利摇了摇头，“我在这儿三年，看得很清楚。”

她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很稳。

“你做项目，不是为了圈钱，你是真的想把东西做出来。你对客户负责，对员工也不苛刻。你有时候甚至太理想主义了。”

她顿了顿，像是在斟酌用词。

“这种人，短期可能会输，但长期不会。”

白伟民的手慢慢握紧。

他这几个月听到的，大多是指责、抱怨、甚至嘲讽——说他不会做生意，说他太天真，说他活该失败。

可眼前这个一直默默记账的姑娘，却给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评价。

“所以你觉得……跟着我还有前途？”他有些不确定地问。

亚利点头。

“有。”

她的回答很干脆，没有任何犹豫。

“我不知道未来多久，但我觉得你不会就这么结束。”她说，“如果你再做一家公司，我愿意继续跟。”
空气像凝住了一样。

白伟民忽然笑了。

那是这几个月来，他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笑。

不是苦笑，也不是自嘲，而是一种带着一点酸涩、却又重新燃起的笑。

“你不怕再赔一次？”他问。

亚利也笑了。

“怕。”她说，“但我更怕一直跟着那些只会赚钱的人，到最后什么都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