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政治部公布郑维山审查结果后，两位将帅和一位老同志再次为其辩护，事件发展出现新波折
1982年春天，新任兰州军区主官的任命电报抵达西北高原，机关里议论纷纷，“郑维山”这三个字重新出现在干部名单，一时间成为士兵茶余饭后的话题。许多人只知道他参加过红军长征，却不熟悉近几年他的动向，于是关于这位六十出头的老将军的往事，在军营里被一次次提起。
把时间拨回到1979年2月。结束了长达数年的隔离审查后，郑维山被接回北京，住进总参第四招待所。车子驶过长安街时，他隔着车窗望向林立的新楼，神情平静。当天傍晚，许世友拎着一壶茶叶就闯了进来，开门见山问了一句：“这些年你跑哪去了？”郑维山笑了笑，只说一句“事情总会水落石出”，便把话题岔开。那一夜，老战友聚到凌晨，屋里灯火通明，往事与硝烟一起被翻检。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同年12月6日。中央下发文件，正式否定所谓“华北山头主义”一说。很多老同志把这份通知称为“纠错文件”，因为它不仅关乎个人名誉，更影响着整个华北部队的历史评价。陈先瑞接到消息后冲进招待所，对郑维山直言：“大冤案算是拨开了。”然而，郑维山的反应出奇地淡，“大的结论已定，个人枝节不值得劳师动众。”

总政治部还是启动了具体审查。材料厚厚一摞，先后有数十名干部参与核对。每一次谈话，郑维山都拿出随身笔记，把战役经过、作战命令、当事人姓名一条条写下。调查组工作人员感叹：这份笔记与档案完全对得上，细节到连伤员转运路线都吻合。经过十个月取证，1980年10月21日，结论文书盖章完毕：郑维山在历次运动中“无原则错误，可继续使用”。当晚，他只对身边同志说了两字：“谢谢。”
事情却没有就此画句号。结论下发没多久，一封匿名信递到有关部门，再次指称“郑维山在那里有小团体倾向”。得知此事，他只是摇头：“没干过的事，怕什么。”9个月后，准备安排职务时，类似的反映又冒出来，他拍案而起：“荒唐！”徐向前闻讯后把他叫到家中，叮嘱一句：“你沉住气，事实摆在那里。”随后，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先后向组织表态——三位老帅的共同声音很简单：此人何事何功，我们最清楚。至此，流言消散。

1982年初，军委正式任命郑维山为兰州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地广人稀，边防线漫长，后勤基础薄弱，许多年轻军官私下里替这位久疏一线的老将担心。没想到，上任第三天，他就穿着旧军装直奔河西走廊，连跑六个边防连。看到哨兵鞋底磨出洞，他当即决定先把全区新式作训鞋的指标一口气翻倍。回到机关，他只留下简短批示：先解决脚上的事，再谈训练计划。许多战士说，这股劲头让大家想起了行军时代的“老郑团长”。
边防建设之外，他还盯紧了党风。公差费用、接待用车、报销标准，一一重新核定，句句落在章程上。有人半开玩笑：“郑司令嘴上没有‘差不多’三个字。”对基层连队，他却格外宽厚，常挂在嘴边一句话：“战士有了，干部自然不会丢。”那年冬天，军区实兵演练，气温零下二十度，他坚持睡在野外指挥所的行军床上。副参谋长劝他回温棚，他摆手说：“离火炉太近，脑子容易糊。”

5年时间过去，兰州军区在边防设施、合同化训练和廉洁制度三方面被总部列为样板。1987年他退出现役，留下的行李不过一只旧木箱，箱底压着那本密密麻麻的笔记本。2000年5月9日，郑维山在北京安然离世，享年85岁。消息传到西北哨所，一位年轻哨长悄悄把守边日志翻到空白页，只写下一行小字：边防线很长，脚步不能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