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岁的杜特尔特，恐怕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卸任菲律宾总统一职后会遭此劫难。如今摆在他面前的，只剩一条路，那就是想办法扛过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可这条路，显然比他当年推行禁毒战争时还要难走。

可能很多人还没理清来龙去脉，简单说就是，杜特尔特已经被国际刑事法院盯上了，而且现在所有的法律退路，几乎都被堵死了。

这事要从他当年的禁毒战争说起，杜特尔特在任期间，为了打击毒品犯罪，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禁毒行动，可也正因为这场行动，他被指控涉嫌反人类罪。

检方说，在他当达沃市市长和菲律宾总统期间，不管是组建“达沃行刑队”暗杀疑似罪犯，还是后来全国范围内的禁毒清剿，都造成了大量无司法程序的法外处决，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就超过6200人，而人权组织调查的数字更是高达3万人，这些行为被认定为系统性的反人类罪。

为了躲避审判，杜特尔特政府早在2019年就宣布退出《罗马规约》，本以为这样就能一了百了，没想到国际刑事法院认定，对他的调查早在菲律宾退约前就已经启动，所以依然有管辖权，这就相当于他的“退路”被直接堵死了。

4月22日，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庭以4比1的投票结果，驳回了杜特尔特辩护团队关于管辖权的全部上诉，等于彻底确认了法院有权审判他。

仅仅一天后，预审分庭又一致确认了针对他的三项反人类罪指控全部成立，直接把案件移交到了审判庭。面对这样的绝境，杜特尔特阵营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发起了密集的法律反击。

4月29日，他的首席辩护律师尼古拉斯·考夫曼，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了一份长达18页的文件，请求就指控确认裁决提起上诉。

考夫曼在这份18页的文件里，提出了两项核心上诉理由，每一条都直指预审法庭的裁决漏洞，而且措辞相当犀利，甚至有点“直击要害”的意思。

第一条理由就是，预审法庭对指控采取了“过于灵活”的表述方式，导致指控范围模糊不清，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考夫曼在文件里打了个很形象的比方，他把预审法庭的裁决比作一份“流动文件”，什么是“流动文件”？说白了就是没有固定的内容，可伸可缩，检方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想扩大指控范围就扩大，想增加指控内容就增加。

这可不是小题大做，要知道，对于被指控的人来说，只有清楚知道自己被指控的具体罪名、具体行为，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辩护，可如果指控范围模糊不清，就像打拳打不到重点，杜特尔特这边连自己要反驳什么、辩护什么都摸不着头脑，说白了就是连公平辩护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考夫曼还在文件里吐槽，预审法庭的裁决里，连指控的具体细节都没有明确，只说杜特尔特涉嫌参与相关杀戮，却没说清楚他具体参与了哪一起、下达了什么指令、和哪些案件有关，这种“模糊化”的指控，根本不符合司法审判的基本要求。

而第二项理由，更是直接质疑裁决的合法性——法庭在确认指控的时候，没有充分列举证据支撑，说白了就是“空口定罪”。

考夫曼说，他仔细查阅了预审法庭的裁决文件，从头到尾翻下来，连脚注里都没有引用任何一条具体的证据，来证明杜特尔特确实犯下了检方所说的那些谋杀罪行。

他还透露，杜特尔特本人也多次问过他，“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犯了罪？”，而他能给出的答案，只能是“裁决里没有任何明确证据”，要知道，这场法律争论前后持续了两天半，他们反复向法庭阐述，每一起被指控的事件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可预审法庭的法官们，却完全无视了这些意见，依然确认了指控成立。

更让杜特尔特阵营无奈的是，检方的指控，大多是基于一些所谓“污点证人”的证词，这些证人大多是为了换取司法上的从轻处理，才主动向检方告密，他们的证词真实性本就值得怀疑，可法庭却偏偏采信了这些单方面的说辞，连最基本的证据核实都没有做到。

更雪上加霜的是，杜特尔特现在连国内的支持都很难指望上，现任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领导的政府，不仅不会帮他，反而一直在暗中为检方提供帮助，这也让他的上诉之路更加艰难。

与此同时，他的女儿、菲律宾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也自身难保，正面临着弹劾案的关键表决，反洗钱委员会披露，莎拉及其丈夫有高达67.7亿比索的可疑交易，和她申报的资产严重不符，父女俩同时陷入了国际司法和国内政治的双重围剿，处境可谓是雪上加霜。

杜特尔特阵营也不是没有反击的筹码，他们一边上诉，一边在菲律宾国内发起反击，不仅起诉了泄露莎拉银行交易信息的相关人员，还翻出了马科斯家族2030亿比索未缴遗产税的旧账，试图通过牵制马科斯阵营，为杜特尔特争取一线生机。

可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局势对杜特尔特来说依然十分不利，预审法庭的裁决已经生效，上诉能不能成功，还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