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长贝森特于4月25日发文：“我震惊于伊朗革命卫队IRGC竟然迫使发明了一种全新的石油交易类型--烹饪用油。
称这种以食用油为媒介的物物交换，是伊朗经济在重压下被逼出的特殊形态。

这一特殊交易模式的核心场景，集中在伊朗与土耳其边境的卡皮科伊过境点。据《纽约时报》报道，大量伊朗民众频繁跨境进入土耳其，在边境简易商店抢购大瓶食用油，带回国内自用或转售。

在伊朗国内，受高通胀、货币大幅贬值及基本商品短缺影响，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持续暴涨，而国内最低工资水平难以覆盖基本生活开支，普通民众只能依靠这种跨境小额贸易维持生计。

这种交易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石油换食用油”，而是伊朗经济生态崩坏后，民生必需品成为硬通货，与石油等资源形成隐性易货链条的现实写照。

伊朗陷入如此困境，根源在于美国长达数年的系统性制裁。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后，对伊朗的金融、能源制裁全面升级。

数据显示，伊朗外汇储备在此后缩水超60%，截至2023年，其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中的17家金融机构账户被关停，常规信用证结算渠道被彻底阻断。

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次级制裁累计达3800多项，覆盖银行、航运、贸易等多个领域，几乎切断了伊朗与全球正规金融体系的联系。

在这样的封锁下，伊朗里亚尔对美元汇率持续暴跌，国内通胀率居高不下，民众手中的货币购买力急剧萎缩，传统的现金交易和银行转账逐渐失去意义。

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经济格局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影响力贯穿石油贸易、边境管控与资金流转等核心环节。

美国财政部相关报告显示，革命卫队控制着伊朗约一半的石油出口业务，通过“影子船队”、公海转运、更换船名等隐蔽手段，将制裁下的石油秘密销往国际市场。

这些石油出口产生的资金，一部分通过非正规渠道转移至海外账户，另一部分则用于维持革命卫队的运转及相关地区活动。

而在国内，革命卫队掌控着边境口岸、物流网络等关键节点，使得包括食用油跨境贸易在内的民间经济活动，都在其间接影响或默许之下进行。

贝森特指责革命卫队催生交易模式，本质上是将伊朗经济困境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伊朗政权，却刻意回避了美国制裁的核心影响。

事实上，伊朗的“食用油交易”并非个例，而是制裁下全球受制裁经济体普遍出现的“去货币化”现象。

当官方货币失去信用、正规金融渠道被切断时，民众会自发选择粮食、食用油、药品等刚需品作为交换媒介，形成局部的易货贸易体系。

伊朗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拥有石油这一核心资源，革命卫队掌控的石油出口网络与民间的刚需品交易形成了隐性联动——石油出口换来的有限外汇和物资，部分流入国内市场，而民众则通过跨境获取食用油等物资，形成一种脆弱的经济循环。

这种循环既不是革命卫队主动设计的“新模式”，也不是伊朗民众的自愿选择，而是在外部高压制裁下，整个国家经济被逼到绝境后的无奈自救。 贝森特的言论带有明显的政治操弄色彩。

他一边将伊朗的民生困境归结为革命卫队的治理失误，一边强调美国支持伊朗人民的自由与尊严，试图将经济制裁包装成“推动伊朗政权变革”的工具。

美国的极限施压并未达到推翻伊朗政权的目的，反而让普通民众承受了最沉重的代价。伊朗官方数据显示，该国约290亿美元外汇储备被冻结在韩国、南非、伊拉克等国账户，无法用于稳定国内经济和保障民生。

与此同时，伊朗通过人民币结算、本币互换、易货贸易等多种方式，不断突破制裁封锁，维持着石油出口和基本经济运转。所谓的“食用油交易模式”，不过是这场制裁与反制裁博弈中，最微观也最真实的民生缩影。

透过这一现象不难看出，经济制裁从来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手段，反而会造成大量无辜民众的苦难。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经济工具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违背了国际法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原则。

贝森特对“食用油交易”的震惊，更像是一种刻意表演——他震惊的不是交易模式本身，而是伊朗在如此严厉的制裁下，依然能通过各种方式维持经济运转、民众依然能找到生存途径的现实。

如今，伊朗的边境跨境贸易仍在继续，现在还加蒙上了“战争阴影”，普通民众的生活依旧艰难。

对于伊朗而言，只要外部制裁的高压不解除，这种基于刚需品的特殊交易形态，就仍会在民间持续存在，成为这个国家经济困境中一道难以抹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