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这个人，一辈子在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在学术上推崇逻辑与法制，唯独在女人这件事上，他的逻辑是旧的，滥的，渣的。
他曾说过一句话：“情之一字，不拘一人。”
这话听着像名士的洒脱，实际上是为自己的风流滥情开脱。

章士钊是湖南善化人，出身寒素，父亲是乡间中医，哥哥是塾师，他自己考了两次秀才没考中，一度在家乡当童子师糊口。
就这么一个起点，搁在晚清那个讲出身、论门第的社会里，能翻身的概率低得可怜，可他偏偏抓住了一条梯子——这个梯子，就是吴弱男。
吴弱男的来头有多硬？她的祖父吴长庆是淮军名将、广东水师提督，袁世凯在他手下当过营长，见了面得叫一声“恩公”；她的父亲吴保初是清末“四公子”之一，与谭嗣同、陈三立等人齐名。
吴弱男自己也不是那种养在深闺的小姐，十四岁被送到日本留学，后来加入同盟会，给孙中山做过英文秘书，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人物。
两人在1905年的日本相遇。当时章士钊因《苏报》案流亡东京，同盟会想拉他入会，他不干，于是有人起了主意，让吴弱男去做说客。
章士钊对同盟会不感兴趣，对吴弱男却兴趣极大，一来二去，说客变成了恋人。很多人后来揣测，这事从头到尾就是章士钊的“欲擒故纵”——同盟会拿了美人计，他顺水推舟把美人给“策反”了。不管真相如何，1909年两人在伦敦结了婚。那一年，章士钊二十八岁，吴弱男二十三岁。
婚后，靠着吴家的背景和资源，章士钊从一个被通缉的流亡青年，变成了能在上海法租界出入名流圈、在北京政坛闪转腾挪的人物。说他是“凤凰男”也好，说他是借势上位也罢，总之，没有吴弱男，恐怕就不会有后来那个当了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

但是，男方私德有问题，借势的婚姻，结局往往都不好。
章士钊骨子里有一套旧式文人的妻妾观，在他看来，“三妻四妾”是“礼数”，不丢人。据说他曾对吴弱男说过一句话：“别人都能纳妾，我为什么不能纳妾？”这种话从一个推动过宪政改革、写过无数启蒙文章的人嘴里说出来，反差大到令人咋舌。
他们之间，公开的裂痕出现在1924年前后。那时章士钊已经四十四岁，在上海混得是风生水起，当律师、做名流、出入青帮大佬的饭局。就在这个时期，他通过黄金荣的介绍，结识了一个叫奚翠贞的昆曲歌女。
这位奚姑娘，人长得水灵，嗓音软糯，别的不说，单是那份温顺劲儿就让章士钊彻底沦陷了。为了她，章士钊在外头租了洋房，“高调同居”，门口挂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老树著花无丑枝”——把自己比作老树，把情人比作花，写得那叫一个得意洋洋。
吴弱男当然受不了。她不是一个会忍气吞声的女人——她接受的是现代教育，骨子里信奉的是男女平等。丈夫在外面养外室，还高调得恨不得全上海都知道，这已经不是在挑战她的底线，而是在践踏她的尊严。
她带着三个儿子上门理论，场面一度混乱到长子章可扑过去抱住章士钊的腿哭喊，次子章用抄起古董茶壶就砸。但章士钊寸步不让，他开出的条件冷酷又傲慢：要么接受奚翠贞进门为妾，要么离婚。吴弱男二话没说，带着孩子净身出户，从此从户籍上正式剥离了“章门妇”的身份。

这大概是章士钊一生中最难看的一个转身。
他的妻子是当年为了他远渡重洋、下嫁寒门的大家闺秀，他却在名利双收之后，以这样一种方式把人扫地出门了。如果说在这之前，世人对章士钊的感情生活还只是私下的议论，那么这件事之后，几乎就等于把他的私德摆在了明面上任由评判了。
离婚后的吴弱男带着三个儿子远赴欧洲，在巴黎安顿下来，自己进修，孩子读书，终身没有再婚。
而章士钊这边，画风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他把奚翠贞正式接进门，成了二房姨太太。奚翠贞不能生育，后来收养了一个女儿，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章含之。
但这还没完。真正让章士钊的私生活在后世被翻来覆去谈论的，是第三房姨太太殷德珍。
六十岁那年，经杜月笙的撮合，他又迎娶了年仅二十六岁的京剧名伶殷德珍。关于殷德珍的身份，外界的说法颇不寻常——她原本是杜月笙的情人。
章士钊的外孙女洪晃也曾直言不讳地说：“我外公是黑手党的律师，他们在重庆的时候互相换了情人。”
这就不是简单的“纳妾”问题了。章士钊和杜月笙、黄金荣这些青帮头子的关系，是他生命中另一个充满非议的侧面，一代名士，竟沦落到要靠黑帮大佬做媒、靠流氓头子吃饭的境地。
胡适在1934年的日记里提到章士钊时写道：“他现在在上海做律师，实在是靠杜月笙等人吃饭。他说，他现在是‘吃流氓饭’！”语气中满是惋惜和不屑。

然而，章士钊这个人最复杂的地方在于，他在私生活上如此不堪，在民族大义上却并未失节。抗战期间他积极奔走，晚年在新中国也受到礼遇，毛泽东还曾用自己的稿费帮他还账。
晚年的章士钊，似乎对自己年轻时犯的错有了一些悔意。据说他曾在北京饭店门口遇到了从海外归来的吴弱男，感慨万分，表示自己在生活作风上“犯了毕生大错”。
此时的吴弱男已经放下了过往的恩怨，只是淡淡地握了握他的手，说了一句：“旧事不必重提。”